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的历史,考察世界三大宗教生态模式

摘要:生态学是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新学科,研究生物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当代生态学与人文学科相结合,发展出文化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打破单线进化论,提出多线进化论,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研究,创立文化生态学。他重视文化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

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其原教旨主义认为“耶稣以外无拯救”,有强烈排他性,容易被西方霸权主义利用,成为对外扩张的助手。这样的基督教不适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需要,必须与儒、道思想相结合,不断地中国化,也就是不断地温和理性化,減弱其排他性,增强其包容性,减弱其洋教性,增强其中华性,才能使它成为中国和谐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异物。中国特色神学建设是基督教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西方敌对势力谋图中国基督教化,我们的对策便是基督教中国化。这是保持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性相统一的唯一可行之路。老一辈爱国基督教神学家早已在做神学中国化的工作,并推出一系列理论成果。如赵紫宸的伦理神学,吴雷川的折中神学,谢扶雅的辩证神学,吴耀宗的实践神学,丁光训的博爱神学,陈泽民的和好神学,汪维藩的生生神学,都贯穿着孔子老子的仁爱中和之道。这一事业尚后继乏人,要大力组织和培育年轻开放而有中华文化素养的基督教学术队伍,他们将肩负起使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重任。

印度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神蝉变式。婆罗门教起源古老,以《吠陀》为经典,以梵天、毗湿努、湿婆为三大主神,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信仰梵我一如、业报轮回,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相结合,全方位覆盖了印度的社会文化。公元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兴起,主张慈悲为怀,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获得社会中下层的欢迎,甚至得到刹帝利阶层和国君的支持。但印度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经历了数百年间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对抗,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和民间信仰的若干成分,演化为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并逐渐将佛教挤出印度,重新占据除了伊斯兰教社区以外的印度社会的精神世界。这是一次大蝉变。佛教于是悄然退出印度,经过南北两条通路走向中国和世界。

中国宗教生态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得以成型并经久不衰的深层因素,在于它有一个稳定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认知传统,并深入人心。从《国语》记载史伯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到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再到《易传》提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庸》则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已经明确肯定了文化多样与和谐的实在性合理性,使多元和谐成为中国的文化基因,能够代代相传,不断被复制,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思想界则一方面运用经典的思想去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调整问题,例如魏晋南北朝开明派大讲“殊途同归”,为和平引进印度佛教制造舆论;另一方面不断以新的理论表述发展“和而不同”的思想。如唐代佛教华严宗提出“事事无碍”、一多互摄的论点,宋明儒学提出“理一分殊”的理念,清末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主张上下通、内外通、男女通、人我通,近现代思想家们则提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当代冯友兰提出“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古到今,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其中,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彼此的平等沟通尊重。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对内有极大的包容性,对外有极大的开放性。所以在古代保持了信仰的多元和谐,并成功引进印度佛教,创造了异质文化融合的典范;近现代则努力向西方学习,引进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科学民主,使中国的信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曾经发生过“打倒孔家店”、各种“宗教取代论”、“宗教鸦片论”、“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思潮,当时来势汹汹,但都未能落地生根,毕竟时过境迁,退出历史舞台;多元和谐的模式复又成为主流意识,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可见它有最厚实的生命底蕴。这种既有内在的凝聚力,又兼纳多种类型价值体系的信仰文化生态符合人性的需要、人权的自由、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同时由于多种信仰可以相比较而存在,相激荡而发展,在和平竞赛中前进,使信仰文化具有长久的生命活力。这种模式还有利于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上的文明对话,劝和促谈,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

秦家懿、孔汉思在其合著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一书中指出,世界有三大宗教河系。第一大宗教河系,源出于闪米特人,以先知预言为其特点,形成亚伯拉罕系统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第二大宗教河系,它源出于印度民族,以神秘主义为其特点。第三大宗教河系,源出于中国,其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而是圣贤,这是一个哲人宗教。该书对三大宗教河系各自特点的概括未必准确,但从宗教史上概括出三大宗教河系,即规模宏大的三个宗教文化系统,望之有如天上银河系之壮伟,是有见地的,它们确实是世界诸多宗教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生态发展模式。我们需要先对这三种模式中的两种模式的特点做出新的说明。

以欧洲和北美为腹地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文化生态圈,并延展到五大洲,以亚洲为新兴区;

生态学是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新学科,研究生物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当代生态学与人文学科相结合,发展出文化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把文化生态的理念运用到宗教文化的研究,就是宗教生态学,研究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信仰文化圈内,宗教诸种关系及其态势,包括宗教内部的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宗教多样性结构及其适应社会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失衡、重建的规律。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1902-1972),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之一,他提出“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他重视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把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它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各种类型的宗教产生和演变的机制,它们整合社会文化的方式,还要考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跨文化的大范围内,宗教文化生存的状态,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它们在当代发展的趋势,以及如何保护宗教的多样性,和优化宗教文化生态,使之有益于人类的和谐与进步。

生态学是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新学科,研究生物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当代生态学与人文学科相结合,发展出文化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打破单线进化论,提出多线进化论,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研究,创立文化生态学。他重视文化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我国学者余谋昌著有《生态哲学》,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考察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学者方李莉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一文中提出了与自然生态不同的文化生态问题。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尝试构建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最近若干年,陆续有人文学者把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宗教文化的研究,提出并着力建设宗教生态学理论,研究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信仰文化圈内,宗教诸种关系及其态势,包括宗教内部的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宗教多样性结构及其适应社会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失衡、重建的规律,並涉及文化圈之间的关系。如俄国学者克拉斯尼科夫就著有《宗教生态学》。中国宗教学学者从中国的历史与实际出发,用宗教生态学的眼光,考察中国宗教适应社会的多层次性和动态适应的复杂多变性,以便更好地推动宗教关系的和谐,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我写了《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陈晓毅著《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宗教生态论的探讨引起政界学界越来越大的关注,因为它关涉到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国民间宗教有深厚久远的传统,历来占据中国宗教市场的最大份额。其历史特点
:一是多神崇拜,二是神学粗杂,三是融入民俗,四是地方差异,五是边缘存在。其中有独立组织的民间宗教往往家族传承,有流动性、不稳定性;民俗化的民间宗教则多与村社家族相结合,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生活。民间宗教是民间社会的精神依托和稳定要素,也是儒、佛、道三教成长和回归的土壤。它也存在着低俗诡异、妨碍科学的缺陷,有被利用来骗钱害人、煽惑谣言混乱的负面作用,所以需要正确引导和依法管理。目前民间宗教正在自发重建中,社会管理者要视其为正常文化现象,给予合法生存空间,纳入社会生活运行轨道。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明,发达的民间宗教与信仰,对于形成中外宗教关系的动态平衡,有巨大作用。多年来天主教与基督教不足百万信徒,非但未出现过快发展,而且信众数量有下降的趋势。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不以信仰世界三大宗教为主,而有自己传统民间宗教,如北方萨满教,南方麽教、师公教、毕摩教、东巴教等,该地民众要求与信仰五大宗教同样的合法信仰权利。因此,开放民间宗教,是消除信仰歧视、实现信仰自由的重要体现,也是重建多元通和宗教生态信仰基础的重要步骤。

近现代以来,我国宗教文化优良传统出现断裂,宗教生态严重失衡。其表现:一是在现今合法五大宗教中,外来宗教的比重远大于中华传统信仰,道教、佛教加在一起,亦不过半,而唯一土生土长的道教是五大宗教中群体最小的宗教;二是历史上主导诸宗教精神方向的儒学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妖魔化,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是负面的形象;三是民间信仰缺失,填补这一缺失最具活力的是尚未充分中国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以较快速度在城乡增长,成为正式信徒最多的宗教,削弱了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急剧地改变着中国宗教原有的结构版图;四是地上、地下教群的二元存在,使统一的宗教生态破裂,处在灰色地带的宗教群体在病态中生存。

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文化生态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区域多信仰多宗教的世界,宗教文化类型众多,丰富多彩,又在发展中不断分化、组合、更新、流播。从宗教生态论的角度看,它的生存模式是千差万别、变动不居的,又表现为交叉、重叠和大系统包含诸多小系统的复杂态势。宗教的分类,有进化论的分类,有地理学的分类,有语言学的分类,有神灵观的分类,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分类,有文化变迁与传播学的分类,不一而足。宗教生态论的主要任务不是阐述世界各种宗教的历史与现状,而是研究世界宗教中有巨大影响的几种大系统的宗教文化生态模式,从而更好地把握世界宗教的宏观格局。

  1. 宗教生态论视野下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态模式与印度系统宗教生态模式

从文化战略上考虑,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八个字: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多元通和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指导下,全面开放各种爱国劝善的宗教,将其纳入社会管理视野并加以积极引导。多样性宗教之间一律平等,和谐互尊,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形成爱国守法、行善积德的文化联合体。固本化外要求加大中华传统信仰文化重建的力度,继承和发扬仁和之道的优良传统,加快各种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步伐,使之如同佛教那样,成为中国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进一步弘扬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促其实现当代转型,展现中华文化的崭新风貌和新时期文化的民族精神,发挥其融合不同文明的传统优势。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其激进主义认为耶稣以外无拯救,有强烈排它性,容易被西方霸权主义利用。这样的基督教不适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需要,必须与儒、道思想相结合,不断地中国化,也就是不断地温和理性化;减弱其排它性,增强其包容性;减弱其洋教性,增强其中华性,使其成为中国和谐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敌对势力图谋把中国基督教化,我们的对策便是使基督教中国化,这是保持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性相统一的唯一可行之路。要大力组织和培育年轻开放而有中华文化素养的基督教学术队伍,他们将肩负起使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重任。民间宗教是民间社会的精神依托和稳定要素,也是儒、佛、道三教成长和回归的土壤。它们存在着低俗诡异、妨碍科学的缺陷,有被利用来骗钱害人、煽惑谣言的负面作用,所以需要正确引导和依法管理。开放民间宗教是重建多元通和宗教生态信仰基础的重要步骤。

世界宗教文化生态模式类型

特质

与犹太民族相结合的犹太教文化生态圈,主区在以色列,而在美国和俄罗斯都有一定数量教民群体;

多元通和模式是一种良性生态模式,它是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样文化相依共荣在宗教关系上的表现,有益于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益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多民族之间也有争和斗,但以融合友好为主流。长期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涵化,农业文明的安定祥和氛围,家族社会的群居智慧,以及在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基础上出现的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家的互补与引导,在这样的生存环境和思想教化的薰习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厚德载物的品格与精神,它的文化具有仁爱通和、博厚悠远、有容乃大、天下一家的传统。在信仰的层面上,便是多元通和的生态,这一生态模式是良性的,符合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符合自由平等和平友爱的精神。它有如下的特色和表现。第一、以人道为本,以神道设教,形成人文哲学与宗教信仰并立互动的格局,造成儒家、道家与佛教、道教相须互摄的态势。由于重视人道,使神道具有较多的理性成分,不易滋生狂热和极端主义;由于尊重神道,使人文保留了神圣神秘的超越境界,不易流于功利平庸。第二、中华民族有基础性信仰而无独尊的国教,它为多元信仰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相互沟通的桥梁。基础性信仰是敬天法祖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基本教义。但它不垄断信仰,只要你遵守中国人普通的做人之道,不忘祖先恩德,敬畏天命,认同中华礼俗,你可以去选择任何其他的宗教信仰,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第三、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多种类、多层次、内外兼收的特点,其多样化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从种类上说,有佛、道、伊、天、基,在历史上还流行过摩尼教、祆教、犹太教等教,佛教的三大支和基督教的三大派(天主教、新教、东正教)都在中国流传。从层次上说,有世界性宗教,有民族性宗教,有民间宗教,有原始崇拜,还有宗教性民俗。从内外关系上说,有本土宗教,有外来宗教,后来外来宗教逐渐中国化,它们的力量和影响甚至超过了本土宗教,可见中国人信仰开放的程度有多高。第四、宗教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中原地区没有发生宗教战争,没有出现宗教大规模迫害异教徒的事件,很少仅仅由于信仰不同而发生族群冲突。历史上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以及毁道和镇压伊斯兰新教派事件,但它们是支流,主要是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没有形成传统。相反,和平传教,多教共生,彼此吸收,相安互益则是主流。儒、佛、道三教可以兼信同修,人们习以为常,这在世界许多地方是不可想像的。基督教在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同殖民主义侵略相联系,否则不会发生反基运动;而爱国守法的基督教在中国有正常的生存空间。第五、儒学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完全是和平的,没有战争的影子。佛教是中国人从印度请进来的,又从中国传到东亚一些国家,皆是和平之旅,播种友谊。儒、佛两家一直是中日韩三国友好的纽带。第六、儒、佛、道作为中国传统信仰文化的核心部分,不仅彼此互相渗透,而且以其深广的积累和巨大的文明感召力向四周推延,在不断与各民族文化涵化过程中,扩散到中国各个角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力量,致使中国虽经历过多次政治的分裂,而文化中华始终保持其一体性,成为从分裂又走向统一的思想基础。

宗教生态论视野下亚伯拉罕系宗教生态模式与印度系宗教生态模式

③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引导宗教生态的重建。

宗教生态论将使中国社会主义者获得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整体观、动态观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努力创建多元通和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使各种宗教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各得其所,各尽其职,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进而为改善世界的宗教生态、推动文明对话尽一份力量。

不可否认,五四运动以来,由于中国的革命者未能分清制度革命和文化改良的区别,在摧毁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大破大立,不懂得后者只能改良不能革命,于是造成数千年中形成的信仰文化生态的严重破坏。现在看来,局部的短期内的思想批判运动也许是必要的,但在信仰的层面上,在具有深厚传统的民族文化领域,只应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实行渐进的改革,以保持社会精神生活、道德风俗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持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这也是社会革命得以健康进行的必要条件。今天,我们更认识到,多民族多宗教多类型的传统文化不仅不是我们前进的包袱和障碍,相反,是我们增强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优势资源,是我们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然而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动用一切可能的社会资源和力量,不断发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扫荡,批判孔子和儒学,批判宗教,批判民间信仰,企图在彻底摧毁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清一色的思想格局,文化大革命使这种大革文化命的运动达到顶点,当然也充分暴露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危害和封建社会主义思潮的反文化也反真正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不走向自身的反面,以失败而告终。但它造成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滑坡、价值观念的混乱,特别使中华传统信仰边缘化,严重萎缩,留下很大的精神空白,被各种不可控的力量以并非健康的方式所填补。例如基督教在中国大陆数十年间挟其背后西方的强势力量飞速发展,是数百年来外国传教士梦想而不可得的,严重损坏了多元和谐的宗教文化生态,它对于中国和基督教都不是福音,因为这样急速的膨胀不是正常现象,难免弊病丛生,也会引起碰撞与反弹。这里面固然有如美国艾克曼之辈想用基督教的“羔羊”驯服“中国龙”的不良用心与行为在暗中起作用,同时也怪我们自己把中华传统信仰拼力加以破坏,为基督教的扩展扫清了很大的地盘。台湾的社会制度与我们不同,而在信仰层面上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多元和谐生态,尊天敬祖是基础,同时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各种发达的民间宗教,形成多样性的平衡,没有一种宗教独自坐大,因而也没有一教独尊带来的压制异端的弊病。天主教、基督教在台半个多世纪中,大致有40万、50万信徒,没有大跃进的现象发生,因为缺少发展的空间。台湾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地区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却有多元文化和谐互动的深厚传统。从自然与经济生态来说,地理整体单元和农业为主、农牧互补,形成民族众多并内向会聚及边缘伸展。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多样,因而有众多民族及其文化。但中原农业发达,文明先进,民族间的争斗、交往、迁徙,其主流指向中原,内聚力强大。同时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周边游牧民族入主或认同中原,又带动边疆进入中华版图。西部北部有高山沙漠,既是屏障又有陆路交通与境外连接。东部南部有大海形成海防,又可与世界海路相通。从民族生态上说:一方面民族与文化多样,另一方面多民族又内向融合,生成主体民族汉族,像磁铁把多民族吸引在它的周围,彼此共处,互相滲透,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民族结构和生态,直接造成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成分结构和关系生态:中华文化在成分结构上有双层性,即数十个单元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特色,同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复合型中华民族,又有文化的主体性和共同性;在关系生态上以和谐、接近为主旋律、总趋势。从社会类型来说,中国在农业文明发达基础上把早期氏族血亲关系扩展为宗法关系,形成牢固的家族社会。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夫妇、父子、兄弟是基础关系,君臣是父子的扩大,朋友是兄弟的延伸。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与家族社会土壤里生长出亲情、乡情与群居智慧,追求和谐稳定,喜欢用家庭乡里的眼光看社会看世界,亲近土地和自然,产生出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以儒家道家互补为主脉的中华思想文明,既重人文道德,又重自然本性,以中和之道为精神方向,逐步建设起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生态系统。

一是在现今合法五大宗教中,外来宗教的比重远大于中华传统信仰,道教佛教加在一起,亦不过半,而唯一土生土长的道教是五大宗教中群体最小的宗教;二是历史上主导诸宗教精神方向的儒学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妖魔化,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是负面的形象
;三是民间信仰缺失,填补这一缺失最具活力的是尚未充分中国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以历史空前的过快速度在城乡增长(每年增约
100
万教徒),成为正式信徒最多的宗教,削弱了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急剧地改变着中国宗教原有的结构版图
;四是地上地下教群的二元存在,使统一的宗教生态破裂,处在灰色与黑色地带的宗教群体在病态中生存。

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主要表现:第一,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人文理性引导宗教信仰,两者互为补充。孔子儒家仁和之学和老子道家道德之学,本质上是人学,它们规约着中国各种宗教发展的主流路向,即神人一体,以善为教,从而避免了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和神学垄断,使宗教义理贴近现实生活,有益道德教化。而宗教又弥补了儒、道两家缺少彼岸追求和神灵慰藉的不足。第二,民间性与正统性互补。民间宗教与正统大教相别又相互流动,形成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不仅同时满足了上下阶层的信仰需求,而且在互动中保持着宗教的生命活力。第三,民族主体性与多元开放性统一。民族主体性表现为:敬天法祖为全民尊奉并数千年不变的基础性信仰;以儒、道互补为底色,以仁为体,以和为贵,以生为本,以德为上,追求福寿康宁的核心价值。同时具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博大胸怀,因此它在文化上必然是开放的,易于接受外来宗教并使之中国化。佛教是请进来的,经过儒、道两家的洗礼,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进入主流文化。伊斯兰教传入后,与儒家礼教、理学相结合,成为中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用,出现曲折与冲突,但爱国守法的团体、人士和活动仍然被中国接纳,有正常生存空间,只是中国化的过程较为漫长。第四,通和性与多样性并存。在儒家和而不同和道家有容乃大思想引导下,不同宗教互相接近、彼此和谐而且会通,成为风气。历代王朝文化政策主流是三教或多教并奖,信仰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还出现二教或三教共信的信仰混血现象。

从世界范围来说,就宗教关系的生态而言,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的国家和地区:一是一元主导型。一种宗教成为国教,具有至上的地位,影响着大多数人口,如印度、巴基斯坦、波兰、泰国等。这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种宗教形成深厚传统,成为全社会主要的精神支柱,决定着多数民众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习俗生活,而且对社会政治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其它宗教或信仰处在边缘地带,无法与主流宗教比肩。这种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应当得到理解和尊重;它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正确处理国内日益兴起的多元化信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各种宗教的关系,做到和平共处。二是多元紧张型。几种宗教同时并存,各自拥有数量可观的信众,背后都有较强的社会力量支撑;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各宗教之间,各教派之间,经常出现紧张关系,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如斯里兰卡信佛教的僧伽罗人与信印度教的泰米尔人的关系,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关系,伊拉克的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关系,英国北爱尔兰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的关系,往往形成紧张,易于爆发冲突。主要原因大约有:宗教信仰缺乏理性宽容,极端主义流行;实际利益发生矛盾而得不到调解;历史积怨太深,未及时化解又添新仇;内外政治势力插手利用,使问题复杂化。这种宗教文化生态是非良性的,既有害于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又有损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给其中的各种宗教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应当通过文明对话加以调整。三是多元和谐型。多种宗教长期共存,不仅能够和平共处,还可以互相学习与合作,形成多样性共生的文化生态。如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大体说来,东亚地区的宗教关系最为和平安定,极少由于宗教矛盾而引起冲突。这一地区恰恰属于儒学文化圈与佛教文化圈重合的地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中国是东亚文化的重心所在,它的文化传统对外有辐射作用。这种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对内容易形成宗教和睦、道德劝善的格局,对外有利于发挥促进宗教对话、维护世界和平的功能。

一、从生态学到文化生态学,再到宗教生态学

  1. 宗教生态论重视自然环境与经济类型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却有多元文化和谐互动的深厚传统。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多样,因而有众多民族及其文化。历史上,中原农业发达,文明程度高,民族间的争斗、交往、迁徙,其主流指向中原,内聚力强大。同时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周边游牧民族入主或认同中原,又带动边疆进入中华版图,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民族结构和生态,直接造成中华文化在成分结构上有双层性,即数十个单元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特色,同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复合型中华民族,又有文化的主体性和共同性。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与家族社会土壤里生长出亲情、乡情与群居智慧,追求和谐稳定,喜欢用家庭乡里的眼光看社会看世界,亲近土地和自然,产生出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以儒、道互补为主脉的中华思想文明,既重人文道德,又重自然本性,以中和之道为精神方向,逐步建设起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生态系统。

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的历史

中国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

①中国宗教多元通和模式是一种良性生态模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用相互作用和生成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宇宙、社会和文化,它是生态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要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生态,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各种健康的宗教文化,使之各得其所。中国传统信仰是有深层根基的,它一直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给它宽松的环境,适当加以引导,便可顺利成长。信仰的力量需要信仰的力量加以平衡,政治力量的过分介入,往往发生负面效应而不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上是统一的,而在信仰文化上一定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种健康的民间信仰,都应有各自的合理的存在空间,不可能互相取代,而要彼此尊重。毛泽东说过,不能强迫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当然各种信仰都要爱国守法,这是共同的政治基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形成,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创造中国文化新的生态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各种优秀文化的生机得到复苏和培植,尽管同时也有杂草丛生,但千姿百态的香花成长更快。我们要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文化的百花苑,一个精神的快乐苑,一个生活的幸福苑。

马克思强调环境改变人并决定精神文化,同时又认为人能改变环境,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概论》一书中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用相互作用和生成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宇宙、社会和文化,这其实就是生态学的哲学理论基础,生态学只是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考察某种系统中事物运动的内部与外部联系而已。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态论,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大生命体和大生态系统,以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为中心,激发社会生命的活力,协调社会机体各部位之间的关系,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大生命体的健康运行。落实在宗教领域,管理者就不能满足于分别去处理各种宗教问题,而要对中国宗教生态在宏观上有整体性的把握,对中国宗教生态的平衡、失衡与重建有长远的战略目标,以保证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能长期协调,避免出现病态化趋势,使社会稳定又有朝气。

内容摘要:宗教生态论是用文化生态学的眼光研究不同范围中宗教文化生命系统总体态势、层次结构、内外关系、动态运行的机制,考察世界三大宗教生态模式:亚伯拉罕系统的一元分化式、印度系统的一元多神蝉变式、中国的多元通和模式,说明宗教生态论的理论价值,重点阐述中国宗教良性生态的失衡与重建。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态论,把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大生命体和大生态系统,以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为中心,激发社会生命的活力,协调社会机体各部位之间的关系,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大生命体的健康运行。落实在宗教领域,研究者和管理者就不能满足于分别去考察处理各种宗教问题,而要对中国宗教生态在宏观上有整体性的把握,对中国宗教生态的平衡、失衡与重建有长远的战略目标,以保证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能长期协调,避免出现病态化趋势,使社会稳定又有朝气。

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主要表现:第一,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人文理性引导宗教信仰,两者互为补充。孔子儒家仁礼之学和老子道家道德之学,本质上是人学,崇拜圣贤超过神灵,它们规定着中国各种宗教发展的主流路向,即神人一体,以善为教。从而避免了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和神学垄断,使宗教义理贴近现实生活,有益道德教化。而宗教又弥补了儒道两家缺少彼岸追求和神灵慰藉的不足。汉魏到近代,儒、佛、道三教鼎立是中华信仰的主体架构,其中儒为导向,佛、道辅翼,三家相得而益彰。第二,民间性与正统性互补。民间宗教与正统大教相别又相互流动,形成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不仅同时满足了上下阶层的信仰需求,而且在互动中保持着宗教的生命活力。民间宗教可分为民俗性宗教和组织化宗教。前者如家族之祭祖,农业牧业海事诸神及行业神崇拜,岁时节庆祭祀,人生礼仪,佛、道教影响下的宗教民俗,各种生活神,巫傩风尚,宗教性禁忌等。后者如白莲教、大乘教、八卦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三一教、天地会等。正统大教则有国家郊天宗庙社稷之祭礼,道教,佛教,和陆续传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民间宗教吸收正统宗教的营养,正统宗教以民间宗教为基础。发展中彼此有竞争有磨擦,但又相互依存和转化。组织化民间宗教具有不稳定性,往往成为社会抗争力量的旗帜。第三,民族主体性与多元开放性统一。中华民族信仰文化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表现为:其一,敬天法祖为全民尊奉並数千年不变的基础性信仰;其二,以儒道互补为底色,以仁为体,以和为贵,以生为本,以德为上,追求福寿康宁的核心价值,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載物、刚健中正的民族精神,具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博大胸怀。因此它在文化上必然是开放的,易于接受外来宗教并使之中国化。佛教是请进来的,经过儒、道两家的洗礼,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进入主流文化。伊斯兰教传入后,与儒家礼教、理学相结合,成为中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用,出现曲折与冲突,但爱国守法的团体、人士和活动仍然被中国接纳,有正常生存空间,只是中国化的过程较为漫长。第四,通和性与多样性并存。在儒家和而不同和道家有容乃大思想引导下,不同宗教互相接近、彼此和谐而且会通,成为风气,历代王朝文化政策主流是三教和多教并奖,有的还举办三教会讲,使得信仰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还出现二教或三教共信的信仰混血现象。百家异说可以殊途同归的观念深入人心,信仰的多样性被视为正常普遍现象而得到尊重,在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上则表现为因俗而治,兴教安边的路向。于是,中国宗教以其突出的多样性与和谐性而得到宗教联合国的称号。第五,连续性与阶段性共显。中国信仰文化生态在长期发展中有变化而无断裂,前后相续,有因有革,一直与古老文明源头活水血脉相连。传统的尊天敬祖长期不变。儒学的仁和之道、五常八德、天人一体等人学之理,古今不易。道家的尊道贵德、道法自然、重生尚柔等朴真之则,常驻常新。同时,不变又寓于变动之中,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上古是多神共生的氏族原始文化,尔后是尊天敬祖的三代宗法文化,再后是理性觉醒的春秋诸子文化,继后是学教并重的秦汉礼义文化,此后是时间最长的三教和多教繁荣的中古德性文化,最后是中西交汇的近代变革文化,目前中国文化仍处在变革之中。中华信仰文化生态的发展,如同百川汇集的长河,水量充沛,含质丰富,不断有新流进入,也常有弯道和险滩,那不过构成了一道道不同的风景线,而河水继续奔腾向前,流向人类文明的海洋。

二、宗教生态论的特质和主要指向

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存与发展模式可称之为一元分化式。三大教以亚伯拉罕为共同先祖,以《旧约》为早期经典,先有犹太教,再分化出基督教而有《新约》,又分化出伊斯兰教而有《古兰经》,同出一源,在经典启示和先知代言上依次承接,有因有革,相续出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其崇拜的神灵是绝对唯一神,它至高无上,全知全能全善,不承认任何他神。由此之故,其激进主义必然唯我独尊、强烈排它。三教内部不断分裂,形成教派互斗;外部不断对抗,造成宗教冲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态必须作大的调整,关键是壮大开明派的力量,抑制极端主义,倡导贵和、理性的宗教温和主义,并使其主导宗教的发展方向。

印度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神蝉变式。婆罗门教起源古老,以《吠陀》为经典,以梵天、毗湿努、湿婆为三大主神,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信仰梵我一如、业报轮回,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相结合,全方位覆盖了印度的社会文化。在一元宗教内部,则天、空、地三界诸神众多,各司其职,掌管人间万象万事。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婆罗门教也经历了后期犬陀和梵书时代、奥义书时代和经书时代的不同阶段,这是小蝉变。公元前五世纪以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兴起,主张慈悲为怀,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获得社会中下层的欢迎,甚至得到刹帝利阶层和国君的支持。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尊佛教为国教。印度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经历了数百年间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对抗,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和民间信仰的若干成分,演化为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再加上伊斯兰教的强势进入,逐渐将佛教挤出印度。印度教重新占据除了伊斯兰教社区以外的印度社会的精神世界。这是一次大蝉变。梵天、毗湿奴、湿婆成为三位一体的至上神,重视瑜珈的修行之道。印度教对于民间的多神崇拜很有包容性,能够同时容纳苦行主义与纵欲享乐,其种姓分别也有松动,小的蝉变时有发生。但它与印度民族文化结合较深,其教义的普世性较少,虽然信徒众多至今仍未超出民族的范围,非单没有成为世界性宗教,而且在外部与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不断发生冲突,以至于上世纪中叶在英国殖民主义策动下,转信了伊斯兰教的原印度居民中心区,从印度分裂出去,建立了巴基斯坦国家,彼此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抗,至今仍在延续。这是印度宗教生态的又一次大蝉变。按照梁漱溟的观点,西、中、印三种文化路向和根本精神不同,各有优劣。西方文化向前求进,中国文化调和持中,印度文化反身向后。印度文化确实长于冥思返观,追求神秘主义体验和内心解脱,所以内向炼养式和苦行式宗教发达,同时也锻炼了体悟思考能力,推动了哲学型宗教的繁荣,《奥义书》和佛经代表着直觉思维的最高水平。在印度社会文化大环境中,印度教最适宜生存延续,而佛教的普世性、平等观与社会的等级制、民族意识之间的紧张始终不能有效消除,于是它悄然退出印度,经过南北两条通路而走向世界。佛教在中国遇上儒家的仁和之道和道家的虚静之道,找到适宜的文化环境,于是蓬勃发展,形成佛教发展史上新的高峰期,跨出了它演为世界性宗教的关键一步。

表现

二、宗教生态论的特质和主要指向

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存与发展模式可称之为一元分化式。三大教以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拉欣)为共同先祖,以《旧约》为早期经典,先有犹太教,再分化出基督教而有《新约》,又分化出伊斯兰教而有《古兰经》,同出一源,在经典启示和先知代言上依次承接,有因有革,相续出新。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对接,构成一族一教、同体互融的生态,从而保证了苦难流移中的犹太民族有精神支柱和身份认同,不致离散沉沦。基督教的出现和发展,则是适应了地区性多民族的罗马帝国的精神需要,同时基督教成为欧洲各民族的统一身份。由于欧洲文化的深度基督教化,在蛮族入侵和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各民族仍然是文化上的共同体。在近代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纷纷出现并逐步实行政教分离之后,基督教仍然是欧洲共同体和派生到美国、加拿大的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底色。随着西方帝国的殖民活动和在全世界的扩张,基督教进一步从文化上加强了向外的传播渗透,使它的生态空间扩大为跨越五大洲、四大洋的超型文化圈。仅就美国而言,其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教式。美国是移民社会,多民族必然多宗教,它又在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和保护信教自由,因此宗教文化表现为自由竞争,丰富多样。但这只是在政策层面上如此,在文化生态上却一直以基督新教为基础或底色,而后容纳其他各教,并非真正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美国主流社会有很深的“WASP”(白种的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情结,美国价值、美国政治与外交都浸润着基督新教精神。例如美国以上帝拣选的民族自居,要承担“拯救全人类”的责任,因此它要领导和称霸世界;美国的历届总统除一位是天主教徒外,余皆为基督新教徒,就职时要按着《圣经》宣誓
;美元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字样,其“爱国誓词”也强调公民要效忠的美国“归上帝主宰”;它的社会道德以新教伦理为导向,认同勤俭致富、荣耀上帝;它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及强烈的选民意识都根源于基督新教的个体意识(上帝爱每个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独立宣言》认为人权是“从上帝那里被赋予”的。美国的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只在局部范围生存,远不如基督教那样有全国性影响。在“9·11”事件发生以后,穆斯兰群体经常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监控的对象。这就是美国宗教生态结构的现实特点。伊斯兰教一向与阿拉伯民族的社会髙度一体化,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全方位全过程的影响。它既适应了阿拉伯民族在强盛时期统一帝国扩展实力和文化的需要,也能够在阿拉伯民族衰落和分裂时期维持精神家园的需要。它的生态空间随着与基督教较量的胜负而时大时小,但在中心区域是稳定的。当代阿拉伯世界中有些国家是世俗政权,但伊斯兰教仍具有国教地位,保持着主导文化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环境之间出现种种生态失衡的状况,不得不进入它的转型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其崇拜的神灵是绝对唯一神,它至高无上,唯一无二,全知全能全善,不承认任何他神。由此之故,其原教旨主义必然唯我独尊、强烈排它。由于同而不和,三教内部必然不断分裂,形成教派互斗;外部必然不断对抗,造成宗教冲突。基督教分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伊斯兰教分出逊尼派、什叶派和其他教派,彼此不可能重新联合。中世纪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的“圣战”,当代基督教强势族群的强权主义与伊斯兰教弱势族群的宗教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对斗,都说明亚伯拉罕系统的宗教文化生态是一元分化模式,彼此渐行渐远,存在着内部紧张的基因,在争斗中优胜劣汰,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常态的。根据钱穆的理论,亚伯拉罕系统的文化属于游牧商业文化大类,其特点是向外寻求、流动、进取、战斗。一曰空间扩展,二曰无限向前。因此其发展过程表现为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内外竞争激烈。在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髙度发展而成为地球村的形势下,在人类面临共同的生态、社会危机,却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作为世界主流文化重要部分的亚伯拉罕系统原有的宗教生态模式,越来越显现其陈旧和与国际社会生态健康化的不适应。主要是在贵斗哲学支配下的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流行,必然导致民族宗教激烈冲突,如不有效加以制止,将把人类引向灾难。因此,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态必须作大的调整,关键是壮大开明派的力量,抑制极端主义,倡导贵和的理性的宗教温和主义,并使其主导宗教的发展方向,这是内部的决定性因素。同时,通过平等开放式的宗教间对话和強大进步舆论,从外部予以推动。

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存与发展模式可称之为一元分化式。三大教以亚伯拉罕为共同先祖,以《旧约》为早期经典,先有犹太教,再分化出基督教而有《新约》,又分化出伊斯兰教而有《古兰经》,同出一源,在经典启示和先知代言上依次承接,有因有革,相续出新。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对接,构成一族一教、同体互融的生态,从而保证了苦难流移中的犹太民族有精神支柱和身份认同,不致离散沉沦。基督教的出现和发展,则是适应了地区性多民族的罗马帝国的精神需要,同时基督教成为欧洲各民族的统一身份。由于欧洲文化的深度基督教化,在蛮族入侵和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各民族仍然是文化上的共同体。在近代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纷纷出现並逐步实行政教分离之后,基督教仍然是欧洲共同体和派生到美国、加拿大的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底色。随着西方帝国的殖民活动和在全世界的扩张,基督教进一步从文化上加强了向外的传播渗透,使它的生态空间扩大为跨越五大洲、四大洋的超型文化圈。仅就美国而言,其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教式。美国是移民社会,多民族必然多宗教,它又在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和保护信教自由,因此宗教文化表现为自由竞争,丰富多样。但这只是在政策层面上如此,在文化生态上却一直以基督新教为基础或底色,而后容纳其他各教,並非真正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美国主流社会有很深的WASP情结,美国价值、美国政治与外交都浸润着基督新教精神。例如美国以上帝揀选的民族自居,要承担拯救全人类的责任,因此它要领导和称霸世界;美国的历届总统除一位是天主教徒外,余皆为基督新教徒,就职时要按着《圣经》宣誓;美元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字样,其爱国誓词也强调公民要效忠的美国归上帝主宰;它的社会道德以新教伦理为导向,认同勤俭致富、荣耀上帝;它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及强烈的选民意识都根源于基督新教的个体意识,《独立宣言》认为人权是从上帝那里被赋予的。美国的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只在局部范围生存,远不如基督教那样有全国性影响。在911事件发生以后,穆斯兰群体经常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监控的对象。这就是美国宗教生态结构的现实特点。伊斯兰教一向与阿拉伯民族的社会髙度一体化,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全方位全过程的影响。它既适应了阿拉伯民族在强盛时期统一帝国扩展实力和文化的需要,也能够在阿拉伯民族衰落和分裂时期维持精神家园的需要。它的生态空间随着与基督教较量的胜负而时大时小,但在中心区域是稳定的。当代阿拉伯世界中有些国家是世俗政权,但伊斯兰教仍具有国教地位,保持着主导文化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环境之间出现种种生态失衡的状况,不得不进入它的转型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其崇拜的神灵是绝对唯一神,它至高无上,唯一无二,全知全能全善,不承认任何他神。由此之故,其原教旨主义必然唯我独尊、强烈排它。由于同而不和,三教内部必然不断分裂,形成教派互斗;外部必然不断对抗,造成宗教冲突。基督教分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伊斯兰教分出逊尼派、什叶派和其他教派,彼此不可能重新联合。中世纪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的圣战,当代基督教强势族群的强权主义与伊斯兰教弱势族群的宗教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对斗,都说明亚伯拉罕系统的宗教文化生态是一元分化模式,彼此渐行渐远,存在着内部紧张的基因,在争斗中优胜劣汰,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常态的。根据钱穆的理论,亚伯拉罕系统的文化属于游牧商业文化大类,其特点是向外寻求,流动,进取,战斗,一曰空间扩展,二曰无限向前。因此其发展过程表现为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内外竞争激烈。在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髙度发展而成为地球村的形势下,在人类面临共同的生态、社会危机,却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作为世界主流文化重要部分的亚伯拉罕系统原有的宗教生态模式,越来越显现其陈旧和与国际社会生态健康化的不适应。主要是在贵斗哲学支配下的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流行,必然导致民族宗教激烈冲突,如不有效加以制止,将把人类引向灾难。因此,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态必须作大的调整,关键是壮大开明派的力量,抑制极端主义,倡导贵和的理性的宗教温和主义,并使其主导宗教的发展方向,这是内部的决定性因素。同时,通过平等开放式的宗教间对话和强大进步舆论,从外部予以推动。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地区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却有多元文化和谐互动的深厚传统。从自然与经济生态来说,地理整体单元和农业为主、农牧互补,形成民族众多并内向会聚及边缘伸展。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多样,因而有众多民族及其文化。但中原农业发达,文明先进,民族间的争斗、交往、迁徙,其主流指向中原,内聚力强大。同时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周边游牧民族入主或认同中原,又带动边疆进入中华版图。西部北部有高山沙漠,既是屏障又有陆路交通与境外连接。东部南部有大海形成海防,又可与世界海路相通。从民族生态上说:一方面民族与文化多样,另一方面多民族又内向融合,生成主体民族汉族,像磁铁把多民族吸引在它的周围,彼此共处,互相渗透,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民族结构和生态,直接造成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成分结构和关系生态:中华文化在成分结构上有双层性,即数十个单元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特色,同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复合型中华民族,又有文化的主体性和共同性
;在关系生态上以和谐、接近为主旋律、总趋势。从社会类型来说,中国在农业文明发达基础上把早期氏族血亲关系扩展为宗法关系,形成牢固的家族社会。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夫妇、父子、兄弟是基础关系,君臣是父子的扩大,朋友是兄弟的延伸。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与家族社会土壤里生长出亲情、乡情与群居智慧,追求和谐稳定,喜欢用家庭乡里的眼光看社会看世界,亲近土地和自然,产生出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以儒家道家互补为主脉的中华思想文明,既重人文道德,又重自然本性,以中和之道为精神方向,逐步建设起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生态系统。

宗教生态论与宗教个案研究、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不同,它的重心不在阐明各种宗教自身的状况与发展,它侧重在宗教关系及其态势的考察上。宗教生态论也与宗教本质论、要素论、功能论不同,它的任务不在揭示宗教的一般特征並归纳出它的社会作用,它关注的是生活中宗教系统的生成与变化,宗教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文化共同体生存的总体态势。它吸收西方文化圈理论的要素,又不为其既定模式所限,而着眼于大的文化共同体内诸多宗教与非宗教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它与宗教和谐论、宗教文化论有交叉,但又不重叠。它的特质在于把现实生活中相对独立的社群共同体范围內的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看作是一种社会生命系统,內部有其结构层次,外部与大环境的社会文化系统相依互动,有调适也有矛盾,在内部不断更新和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中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活力,宗教生态论就是研究宗教生命系统动态运行机制的理论,它把宗教看作活的文化,目的是促成宗教关系和谐。

日本以神道教为底色的多教共存文化生态圈;

前苏联苏维埃学派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认为前资本主义时期有三种经济文化类型:渔猎采集型,锄耕农收型,犂耕农业型。又提出历史文化区域的概念,它指向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长期交往、互相影响形成相似文化生活的人们居住区。我国老一辈学者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人类由于自然环境之不同而形成生活方式之不同,从而促成文化精神之不同,大致有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学者张践认为,从历史上看,经济是影响民族宗教关系的重要维度。这一看法肯定了宗教发育状况受经济发展水平与类型的影响,是有道理的。如:原始氏族宗教的自然崇拜、多神信仰与巫术活动,对应着渔猎经济时代的氏族社会特点和需要;古代民族国家宗教的政祭合一与高位神、职能神崇拜,对应着农牧经济时代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近代世界宗教的扩展与改革、民族国家宗教的转型,对应着工商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经济的竞争;当代民族宗教的冲突与宗教民族主义影响力的提升,对应着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关系紧密而又矛盾空前增多的特征。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还可以从自然环境的差异说明神灵与崇拜活动的多样性。如临近湖海江河的族群崇信海神水神,依山而居的族群虔信山神,以农耕生产为生的族群崇拜土地神和五谷神,商业发达地区的族群则喜供财神,如此等等。直到今天,自然环境对人们宗教信仰的直接影响仍然存在,例如东南沿海居民对妈祖海神的崇拜,青藏高原居民对雪山神的崇拜,仍在延续。不过,随着现代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宗教文化的广泛交流,宗教生态中自然地理的制约和原有经济类型的影响,日渐在減弱,成为次要的因素,而且多存在于各种原生型宗教文化区域。

宗教生态论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者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今后中国宗教文化发展战略,引导宗教长期平稳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社会和谐。

宗教生态论重视自然环境与经济类型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三、宗教生态论拓宽和丰富了宗教学的理论体系

[10]秦家懿、孔汉思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中文版,三联书店,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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