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常常把基督教看成是西方人的宗教,西方关于犯罪的法律来自于这样的信仰188博金宝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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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英]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5页。关于教会的某些迫害行为之残酷程度,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论者就认为:布鲁诺和伽利略受迫害的事件被夸大到忽略和修改历史事实的地步,比如说下列事实:布鲁诺所宣传的并不是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而是一种神学、星象学、巫术和哥白尼的观点的混合物;伽利略并没有受到拷打、戴上镣铐和被刺瞎眼睛,也没有被长期关在监牢里,他在被监禁一年后就得到了软禁的待遇。参见彼得斯:《宗教裁判所》,转引自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新约对保罗牧养实践的记载是“……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参见徒20:20)。日内瓦定期履行此牧养模式,并且多个世纪以来在归正神学信仰的教会里流传不息,成为这些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独特的牧养实践。日内瓦也大力鼓励牧师领袖们对乡村教会进行探访。实际上,加尔文和其他几位牧师还曾因为没能及时地履行该职责而受惩戒,而被记录在牧师们的会议记录中。

通过以上的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宗教信仰在进入法律世界时,它的影响存在于方方面面。在罗马法中,宗教的教规直接影响了皇帝敕令的颁布,教条与法律相辅相成。在中世纪的衡平法中,坎特伯雷大主教作为教会的代表和正义的评判者充分地使宗教的规则和信仰渗透到了司法的实践过程和人们的诉讼心态当中。宗教改革后的德国法律,教会的理论则直接成为了立法者的理论依据,以致法律原则中许多内容来自于宗教的教条。资本主义产生后的英国法律则是由清教徒制定的,清教的教规既影响了法律的设定,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守法的心理基础。可以说,不管以教义指导立法,抑或是是法律照搬教条,乃至是宗教信仰影响人们对于守法、诉讼的心理状态。宗教不仅渗透到了法律规则当中,还时时刻刻影响着立法、司法、守法乃至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

耶稣死后,他的使徒彼得在众多信徒面前说,神已经让耶稣复活,使他成为救世主,于是,人世间就多了一个节日——复活节。耶稣的使徒们开始为众多信徒举行洗礼,他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从此,耶稣十字架受难,从死里复活,圣灵大能成为基督教的根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洗礼,基督教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着,从一个犹太教的小派别逐渐脱胎为世界性的大教会。

[25]参见胡兴东:《中国古代死刑制度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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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尊奉基督教以降,由于欧洲大陆上的大部分统治者皆为广义上的基督教徒,于是乎,如同摩西“十诫”这样具有法律意义的宗教清规戒律,就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法律的精神品格、规范内容、司法活动以及社会风俗,甚至可以说,整个欧洲的秩序与宗教信仰、教会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以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为代表的法典,共编入5000个敕令,从公元2世纪初皇帝哈良德到查士丁尼的敕令。其中,约有2/5以上的敕令,是自4世纪末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时发布的,因而基督教对于《法典》的影响较大。此外,皈依基督教后的日耳曼法律也打破了习惯法永恒不变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国王和主教共同发布新法律,并主持法庭,新的法律制度在宗教的推动下向更高级的体系演进。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率军攻打罗马争夺皇权。他梦见天空中有一个十字架,上面写着“以此标记取胜”。他攻占罗马后,把胜利归结于基督,把星期日定为公共假日,大量建造基督教堂,并公开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过着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他还把拜占庭改造成新首都,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他召集了罗马帝国第一次主教会议,并与主教们共进晚餐,甚至还与主教共卧一榻。这是当时的基督徒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情。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基督的王国。

[32]转引自注[29],第948页。

教会的外在行政的重要性,已经同时在改革派圈子中得到承认。在苏黎世制定的《第一海尔维第信条》(1536)强调,教会是由某些外在的记号所区分的:

除了宗教的教义、规范、信仰对于法律内容以及人们的法律信仰产生巨大影响之外,实际上,在西方近代史上,宗教对于法律的人道化、刑法的轻刑化包括废除死刑等方面,同样有着非常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罗马基督教时代

[52]另一份文献提到,这份主教声明的发布时问是1972年。参见叶知秋:《你见过死亡的颜色吗?与巴丹戴尔先生谈死刑与死刑的废除》,载《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31期,第45页。

①旧新约(OT/NT)——特研圣经书卷组别的神学命题,如五经的神论、大先知的末世论、福音书的基督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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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6年,野蛮人(罗马人称不会说拉丁语的日耳曼人为野蛮人)灭了西罗马帝国,而君士坦丁堡也落入了土耳其人手中,东正教传入了俄罗斯;渐渐地,莫斯科开始认为自己是正教世界的领袖了。于是,当时出现了三个“罗马”:一个罗马在意大利,一个罗马是君士坦丁堡,一个罗马是莫斯科。罗马天主教坚持认为,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门徒彼得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任主教,从此之后,罗马主教均是彼得的继承人,所以罗马主教的地位在其他主教之上。讲白了,罗马主教就是教皇,其他主教均在他之下。现在的教皇由选举产生。

[27]同注[26],第126页。

2:加尔文的牧会哲学

19世纪,伦敦的衡平法庭

公元8世纪,一心想建立基督教帝国的查理大帝宣布,每个修道院都要有一所学校,并以身作则建立了宫廷学校。教会学校只教导基督信仰的神学,独一无二的中世纪神学出现了,人们称这一时期为基督教思想史上的经院哲学时代。经院哲学家们经常为一根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而争得面红而赤。当他们开始学着用理性思考神性的时候,理性的光芒出现了,神学的天敌产生了。教会之外的学者们开始向往古希腊和罗马的学术,想回到过去那个非基督教的世界——但这样的世界已经被教会藏匿起来,因为教会只把这些知识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文艺复兴开始了,人们不再用古代知识来支持基督教会的神学,并且认为:宗教是个基本的存在,大体而言是件好事或者说有存在的必要,只是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关注。宗教不该钳制生活和思想的一切,而这正是教会的一贯目的。在世俗的世界里,信仰属于私人的事,宗教不能主宰思想。文艺复兴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号角。

[10]笔者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公法中心主任莫纪宏教授的邀请,以死刑与宗教为题做客他主持的宗教与法论坛,钟瑞华博十在担任评论人时发表了如下意见来支持笔者的这一观点:回顾基督教两千多年的历史,教会对死刑的态度有主流有支流,有统一也有分化。在教会产生的最初三个世纪里,教会基本上处于严重受逼迫的状态,这一时期的教会教导信徒反对杀人,甚至拒绝执行死刑或参与公开行刑,例如早期教父德尔图良就不支持死刑。但是在313年获得合法地位,380年更进一步跃居帝国国教后,教会转而开始论证国家使用死刑的正当性,死刑在中世纪的欧洲遂成为神学理论和教会法上的主流,教会配合世俗政权利用死刑处死异端、通奸犯、同性恋以及其他各色人等也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事实上,基督教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神学家,如教父圣奥古斯丁、最伟大的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集大成者阿奎那等人,都认为处死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合理的惩罚。16世纪新教改革后,虽然产生了像门诺派那样自始就反对死刑的和平主义小教派,但新教各主要派别,如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安立甘宗却都是支持死刑的,例如在饱受世人诟病的异端塞维特被烧事件中,当时的很多宗教领袖事后对日内瓦所采取的措施都是额手相庆的。

12.教牧论(Pastorology)——有关教牧的范围,涉及基督徒的生活,教牧人员的资格、条件及使命,与教会对内的行政,对外的宣教等。

在西方,法律之所以被人们所深信或者笃信,即与宗教的影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经院哲学家的自然法理论,人的理性是最高等的,人的良心则成了理性的外在表现。符合良心而去遵纪守法,乃是取得上帝“恩典”的方式。由此可见,法律与生命的终极意义密不可分。

《大国崛起》系列丛书之美国、法国、英国、德国

本文试图对宗教与死刑的复杂关系作一考察,特别描述一下作为一支重要社会力量的宗教在现代死刑废除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期对我国有所启发。

请留意加尔文如何识别两个元素对一间基督教会是基要的,而同时表明在其他范围中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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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和主教们掌管着整个教会,教义也由他们制订。他们强调,只有教会可以解释教义,只有教会可以给你救赎,只有听教会的话、跟教会走你才有可能进入天堂。可偏偏就有人说:信徒与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者。马丁·路德用这个比喻给了教会一个响亮的耳光,同时也为信徒开启了一扇通往天国的窗户。

[18]同注[7],第99页。

为什么要花时间来思想日内瓦著名改教家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教牧神学呢?

即使在商品社会产生后的欧洲,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利的斗争和理性主义的兴起,法律与宗教关系逐渐剥离。但是不管法律是否与现实宗教相关联,宗教仍然引导着了法律的发展。在此,我们不得不扼要地讨论一下路德关于法律的理论。

耶稣在十字架上缓慢而痛苦地死去。这是基督教历史上既独特又富有启示的序幕。世界上,只有基督教是将其神的蒙羞作为核心事件的宗教。耶稣的信徒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代表着为了拯救人类,使其免于毁灭——这是人类原罪的后果。因为他们把邪恶带到了这个俗世,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只要相信耶稣,你就能够得救,死后不但不会被打入地狱受苦,更能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

以基督教为例。在罗马,早期的基督教信徒来自各民族,作为一种新的、普世性的宗教,基督教试图征服全世界。因为古人的宗教离不开国度,所以很多人认为,基督信仰可能会威胁国度的基础。又由于基督徒对皇帝崇拜的排斥,人们对他们更怀敌意。此外,种种奇怪的和不利于基督徒的谣言加剧了民众对他们的愤怒和控诉,如不参与皇帝崇拜和无神像的信仰被视为无神论,因此被视为一切邪恶的来源;他们的圣餐和弥撒后的聚餐遭受恐怖的丑化,被视为杀吃婴儿的宴席,又被误解为进行淫乱的机会:因为他们轻视祖国的神明,招致社会的灾难,如流行病、洪水、饥荒、野蛮人的侵略。从罗马皇帝Nero开始,[11]直到3世纪,基督教遭受了多次大的教难。第一个发动了名副其实的基督宗教迫害运动的皇帝是尼禄,这次教难带给罗马世界的影响极大,基督的名字从此被打上了该杀死者的烙印。随后,在皇帝Domitianus、Trainus及Marcus
Aurelius等在位期间,又爆发了几次大的教难。及至皇帝Decius在位的时候,开始了全国性的、系统性的对基督徒的迫害。伴随着这些教难的是大量基督徒的鲜血,基督徒们被逮捕并被残忍地处死,如被钉死、烧死或被野兽猎捕。[12]

中文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世纪的教会并非一无是处。教会不仅把希腊、罗马的学术保存了下来,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教会学校,并孕育形成了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就是中世纪大学的典型。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一手把人类文明的光芒掩盖了起来,一手又点亮了人类理性的曙光。

[33]同注[29]。

1.神学本身似乎高不可测,是专门的研究,属于一些专家的范围,与平信徒无关。

近百年来对于清教徒们的研究深入探讨了这一点:清教徒所追求的社会秩序代表这一种具有新教特色的并且决心与旧有传统相决裂的秩序,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决裂,社会学家们依然将清教徒看作是“恪守教规者”、“信仰福音主义者”等等,“清教徒”是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和狂热属性的新教徒群体,他们致力于群体内部的净化,即是从自身将残存的所谓天主教之“迷信”、礼仪、法衣和礼拜仪式清除掉;与此同时,又通过布道说教等方式,致力于确立一套与圣经精神相一致的戒律清规,以求约束自身。也就是说,清教徒所创造的新的伦理与秩序虽然是充满理性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但是法律仍然与他们的宗教理想和宗教信仰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说,宗教信仰不仅为立法提供理论指导,它也是民众守法心态的基础。如果我们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结合起来阅读,即可看出,新教的理性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或计算理性,可谓相得益彰。

耶稣死后,他的教义到底只对犹太人有效,还是为所有人类共有?他的跟随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一派认为,基督信仰是犹太人的家务事,唯有先变成犹太人,遵奉《旧约》中针对犹太人订下的所有严格规定,包括对成年男子来说颇为痛苦的割包皮手术,你才有可能成为基督徒。如果当初这一派获胜,那么,今天的基督教最多不过是犹太信仰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旁支而已,甚至已经灰飞烟灭。

对于上述中国与日本在历史上的几乎同步削、废死刑现象,我国学者邱兴隆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是共同的宗教理念使然:在中国的唐代,佛教被奉为国教。佛教的重要戒律之一是忌杀生,而死刑与忌杀生的戒律相抵触。作为削减死刑指导思想的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应是佛教忌杀生的戒律的折射。而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平安王朝之所以废除死刑,也是因为当时流行佛教。因此,无论是在中国的唐代还是在日本的平安王朝,死刑的削废都与佛教在当时的日本流行甚至被奉为国教,而佛教奉行忌杀生的戒律有关。邱兴隆教授还认为,基于对佛教忌杀生的戒律的信奉而削、废死刑者,远非以中国的唐代与日本的平安王朝为限,同为亚洲国家的锡南也曾在独立运动中废除了死刑,而支持这一废除的也正是对佛教的信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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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小史

[1]参见[日]团藤重光:《死刑废止论》,林辰彦译,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所谓以基督教的教义作为前提,是指基督教的教义禁止自杀,而贝卡利亚正是从此出发,论证人们在拿出一部分自由组成国家的社会契约中,不可能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否则就与人不能成为自杀的权利主体的命题相冲突。

1.圣经论(Bibliology)——有关圣经的来源论,启示论、默示论、成正典的过程及准则,抄本的流传,版本的批判等。

摩西十诫

公元1世纪,耶稣基督的使徒四处奔走传道。这一期间,通常被称为基督教的使徒时代。从公元70年开始,到公元312年基督徒皇帝出现,这一时期被称为大公基督教时代(“大公”意味着基督教是普世的、真实的信仰)。主教制(即教会将宽恕罪恶的权利和能力赋予主教)的出现,标志着大公基督教时代的成型。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宗教对待死刑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世俗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的教派、不同的人也可能对同一宗教教义产生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当有的极端分子把《古兰经》视为其发动圣战甚至是实施恐怖主义的依据时,另外的一些伊斯兰教信徒和领袖却认为: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没有其它补充条件和解释,和平宗教就是热爱和平,这是全部教义听从真主命令,维护和平,对人类仁慈,就是好穆斯林。[38]

by  麦格拉斯《加尔文传》

在中世纪的英国,大法官的衡平法庭的出现,往往是为了解决普通法无法解决的纠纷。衡平法并不是成文法,甚至在开始时,衡平法连先例都没有,大法官在裁决案件时基本上是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基督徒的良心以及道德准则来评价当事人的行为并作出判决。例如,在英国法中,关于信托财产和防止欺诈行为的法律,可能来源于教会法关于背信行为的规定;赎回抵押的法律,可能来源于教会法反高利贷的规定;作为衡平法补救手段之一的命令,类似于教会法中的相应手段,等等。另外,英国的大法官更是由英国教区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所担任,他代表的不仅是国王的良心,而更是对于教会的责任。鉴于民众能够从大法官法庭中得到最公正的判决,他们相信大法官乃至于相信国王的法律,才能使衡平法不断地影响并且完善普通法,即与宗教方面的努力不无关系。再如,在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神职人员是大法官法院文书的主要担任者。由此,我们也能够推测出神职人员担任的大法官及法院文书在对教会法影响衡平法的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教会开始有了自己的法律制度,也设有法庭、监狱以执行法律,还管到了教务之外的婚姻、继承等大事;更不可思议的是,教会除了拥有司法权、管辖权,还有自己的税收体系,让全国人民掏钱来供养他。皇权与教权的斗争从此播下了种子。

从历史角度来看,基督教对待死刑的态度也是矛盾的。由于基督教对流血的禁忌,早期的教会对死刑避之如虎。Jean
Guiraud曾评价道:即使在教会镇压异端的最严厉时期,她也没有忘却这样一个原则:上帝希望的并非罪者死亡而是其皈依。[44]从这个层面上看,基督教似乎是反对死刑的。然而,在中世纪,如果异端分子被捕后拒绝悔过自赎,或者在后来又因异端事由被捕,则宗教法庭会将其移交世俗法庭管辖,直接判处死刑。如Maycock分析的那样:一个有罪的异端分子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忏悔并获得赦免,接受苦修以赎罪;要么坚持其罪孽,被教会抛弃并移送世俗当局。在前者,他会和教会重修和好,迷途羔羊重回羊群;在后者,因公然反对上帝他将被处死。[45]此外,在将被告移交世俗法庭之时,一些教会法官又会向世俗法庭作一个仁慈的请求,请求不要判处被告死刑等。1209年,当时的岁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一个教谕中也规定:在移交给世俗法庭之前,教会要剥夺犯罪者的神职人员身份,还要请求国王的法官不以死刑处罚之。[46]可见,基督教对待死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教会害怕异端势力动摇自己的正统地位,因此不得不排斥异端分子;另一方面,由于受教义中的仁慈、宽恕及末日审判等思想的影响,在面对死刑的时候,教会又显得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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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清教改革则比信义宗更进一步,清教徒不仅认同信义宗有关于法律是属于地上国的观点,而且他们更加强调道德律的重要性。这样一来,法律与道德的分野就更加之大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在英国清教主义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更加促进了现代宪政、法律的发展。基督教的改革——清教与信义宗的理性信仰(信仰制度的改变)使现代法律被“祛魔”,也就是说神性在法律中消失。道德与信仰止步的地方,就成为了现代法律的起点。不过即使法律制度与信仰制度分离了,宗教依旧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仍然能在其中发现西方的法律是如何宗教的深厚土壤里不断发育变化的,又是怎样获得现代面貌的。

耶稣是基督教的始祖,出生于犹太人家庭,熟知犹太人的律法和教训,并从中延伸出自己的教义。耶稣传道之时,犹太人再度丧失了国家主权,巴基斯坦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偏远省份。耶稣的一些徒众希望他能领导起义,对抗罗马。他的敌人设计于他,想骗他说出带有谋反意图的话。他们问,我们应该纳税给罗马吗?耶稣回答,拿一个银钱给我看——这上头是什么图案?对方回答,是凯撒的像。耶稣就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在不少国家,关于死刑存废的论辩,宗教因素常常成为一个焦点,如美国,围绕死刑进行的种种论争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引入相关的宗教神学或者朴素信仰来作为佐证,[8]赞成废除死刑的基督教徒认为废除死刑是基督教的当务之急,反对者却援引《圣经》来表明死刑是上帝法则运行下的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民众在陈述支持或者反对死刑的理由时也往往援引宗教教义。[9]

4.护教神学(Polemic
Theology)——这是辩护基督教信仰的神学,所以不只基督教信仰本身的可靠性是讨论的范围。其他的宗教也在探讨之内。

就宗教而言,从授职权被教会夺得以后,格里高利十一世的“双剑论”统治了欧洲大陆。然而路德的宗教改革,却让“双剑论”的正统地位从此被打破。路德提出的“二国论”意味着,世俗权力从“天国”重归于“地上国”的世俗社会。与此同时,路德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律理论。其中,他以“政治与法律并非通往恩典与信心的道路,但是恩典与信心依然是通往善政与良法的道路”为依据,要求信徒必须遵守“地上国”的法律,世俗国王要设立善法、善政,信徒不仅要遵守《圣经》的教义,更不能违背世俗法律。当然,路德关于宗教与法律关系的言论,在神学理论上似乎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或紧张。以本文之拙见,路德将神学和法律割裂开了。也就是说,路德话语中法律原本具有的神学功用实际上就不存在了。理由如下:一方面,对于信徒来说,即使没有法律,他们仍然会自觉地遵守道德律的要求,但信徒守法也不会因此得到“天上国”的恩典。另一方面,路德认为法律是为罪人设定的,法律让罪人能够不去逾越社会的规范,从而保障“地上国”的秩序与和睦。但是堕落的人却不会因此获得救赎,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遵守法律呢?由此可见,路德在法律上的追求实际把宗教的功用从法律上抹去了,从而与经院哲学的法律主张分道扬镳。由路德改革起,西方的道德与法律开始分离,即是说法律制度由此与信仰制度分离,这是也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得以兴起的一个神学背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并不难理解实证主义所谓的“法律不能被信仰”之宗教史或信仰史的缘由了。

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定会到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出现,将基督教从墓穴里的隐匿者变为庙堂上的尊贵客,基督教的黎明就此到来。

[48]Michael L. Radelet, The Role of Organized Religions in Changing
Death Penalty Debates, 9 Wm.&Mary Bill Rts. J. 201, p207.

5:学生作业

马丁·路德

对基督教徒的第一次大迫害发生在尼禄皇帝时期。一场大火把罗马城几乎烧为灰烬,尼禄指控基督徒纵火(这当然不是真实的),迫害随之而来,大批基督徒被杀,基督教从此进入惨烈的迫害时期,也称殉道士时代。基督徒则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信仰,新约中约翰的《启示录》说:“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指耶稣)。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估计也就在这一时期,使徒彼得和保罗在罗马殉道。据说彼得自己要求倒钉十字架,他说自己不配像主耶稣那样钉十字架;作为罗马公民的保罗则被斩首。

在当代废除死刑的运动中,欧洲毫无疑义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令人费解的是,同属西方社会的美国,却至今保留死刑。美国虽然有的州废除了死刑,且整个国家判决和执行死刑数并不多,可以说,死刑在美国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刑罚而存在,但若从彻底废除死刑的角度来看,却仍然遥不可及。对此现象自然可以作多方面的解释,如美国的刑罚理论崇尚报应论,美国的暴力犯罪比较严重,等等。但钟瑞华博士在点评笔者的死刑与宗教的讲座时,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

加尔文的教牧神学同样也非常关心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有的人指控加尔文在日内瓦“独裁专权”。这与真相完全背道而驰!在日内瓦,教会和民事这两大领域的权力一直是分隔开的,只有较小的重叠。以下的例子可表明这一点的真实性:(1)加尔文、法惹勒,还有库尔奥特(Couralt)曾于1538年被逐出日内瓦;(2)关于谁有权柄停未悔改信徒的圣餐并开除他们的教籍,教会和市议会之间有着长期的争议;(3)市政当局仍然保有死刑权。加尔文无疑是民事领域的积极参与者,但他从未成为统治日内瓦市的议会中的一员,而且他直到1559年才成为日内瓦的公民。而且,成为公民并非他努力的结果,而是该城市民出于感激的报偿。加尔文的角色是基督信仰的“倡导者”,也极力地推动这信仰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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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兵临罗马城下之际,基督教的主教与他们经常打交道,并说:只要接受基督教的上帝,就能克敌制胜。野蛮的日耳曼人是马背上的骑士,打仗厉害,可与希腊罗马相比,他们的文明就差远了;于是,他们明智地接受了基督教,成为了基督徒。

虽然钟博士的上述看法并非天衣无缝,[47]对美国保留死刑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宗教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对垒,也还需要深入探讨,但不管怎么说,她的这个视角还是一个比较新颖而有趣的视角,对我们思考本文的主题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神学”二字本是异教徒首先采用的,后来才被信徒将该词转借过来,用在对
神之研究方面,即“基督的神性”。

法律的精神力量源自于哪里?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眼中,它来自于宗教。法律赋予宗教以社会维度,宗教赋予法律以精神、方向和法律博得尊重所需要的神圣。从伯尔曼的论述看来,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法律研究的文化倾向——一种人文化的倾向,即从人类学之立场出发,强调了法律的非理性内容;换言之,法律不单包含了人的理性与权力意志,更包含了人的情感、直觉和信仰;法律不仅仅是一种事实与规则,它同时也是一种概念、观念和价值的尺度。事实也证明,此言非虚。西方关于犯罪的法律来自于这样的信仰,即正义自身或正义在其本质上要求法律的违反使用刑法来补偿,要求刑罚应与违反程度相适应的。这样的一种正义是上帝的正义,这样的正义被违反则必须付出代价。西方法律在它们的起源上,因而也就是在它们的性质上,与西方关于救赎和圣事的独特的神学与圣礼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的主流文化,人们也常常把基督教看成是西方人的宗教。

[20]转引自注[15],第169页。

 
无论如何,加尔文在16世纪的影响,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写作、辅导和教导,也是由于在他的影响之下日内瓦本身所变成的样子。今天茫然的牧师找出许多专家所写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是在激动人心的教会会议上作为建议提出的,却并不真的符合他自己在牧养中遇到的实际处境。然而,加尔文不是构写一种“乌托邦”,而是实际地在日内瓦落实了它。他把他的观念转变成为教会乃至政治上的制度。他所影响的,是那种在城市中随处可遇的个人。因而,日内瓦本身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人们被它所吸引。他们把孩子送到日内瓦去,希望他们受到这个城市的影响。他们确信,在他们自己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有可能拥有与日内瓦相似的某些东西。

又如,德意志帝国的《加洛林纳法典》也是宗教运动的产物之一。尽管《加洛林纳法典》的颁布者查理五世并不是路德宗的信徒,然而法典的修编者施瓦岑贝格却是路德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而路德的宗教思想,则对于施瓦岑贝格来说是无比重要的理论依据。马丁·路德在论到信徒和国家社会的关系时提出,上帝的福音并非否认政府与家庭,反倒切实地要求信徒将上帝当作自己的律例,在拒绝犯罪的同时,基督徒必须顺从政府与法律,因为这是顺从上帝而非顺从人。因此,近代制度的变革与宗教信徒群体之清规戒律的改变就产生了一致的要求。

中世纪的教会暗无天日又一手遮天,赎罪券就是其中最黑色的幽默。为聚敛财富,教会以修缮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发售赎罪券。民众只要购买了一份赎罪券,一切罪恶就烟消云散了。在德意志大地上,到处出现了宗教的市场,摆摊的是修道士,买主是信徒。修道士们称:不管你犯过什么大逆不道的罪,甚至是你想要犯的罪,只要你肯出钱,出相当数目的钱,一切都能赦免,魔鬼也能上天堂。这种巧取豪夺简直不要脸。一位萨克森贵族对此非常不满,他对出售赎罪券的修道士说,他打算暗算某个人,能不能提前买一张赎罪券?这个修道士居然以3倍的价格卖给他一张赎罪券。结果这位贵族把修道士痛打一顿,还抢走了装满钱财的赎罪箱。修道士上告法院,而贵族向法院出示了修道士签署的赎罪券,因此宣告无罪。这时的教会已经失去人心,摇摇欲坠。

[54]参见[法]罗贝尔巴丹戴尔:《为废除死刑而战》,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5页。

1:神学定义

从11世纪教皇革命以后,西方法律的变革更是深受基督教各种派别的影响。从教会本身的《教会法》到英国的衡平法,从德国的《加洛林纳法典》到英美近代的法典,无一不显示着宗教对于法律的巨大影响。尽管在现代实证主义法学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脉络中,宗教的力量往往被法学家们忽视了,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传统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也许是值得商榷的,至少也是不够完备的。这是因为,虽然法律实证主义切断了法律与宗教法、自然法的纽带,而强调了主权者的意志,但是其与宗教之关联并没有被完全切断;虽然马克思主义法学有着法律实证主义的另一副面孔,然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阐述,即与基督教崇尚的“上帝之城”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归根到底,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信条,实际上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之法治信仰的表述。另外,惟有守法的传统,方能阻止犯罪,这意味着,只有人们深信或者笃信法律,才能使法律不仅蜕变成推行世俗政策的工具,并且也成为生命之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基督教其实源自犹太教。摩西将犹太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地带出来,迁到巴基斯坦定居,犹太教开始正式发展。摩西对犹太人的告谕即“摩西十戒”,成为犹太教的基石,也一直是西方道德的核心。犹太人一直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个真神,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唯一的真神会对他们特别照顾。

[42]See James D.Unnever, John P. Bartkowski, Francis T. Cullen, God
Imagery and Opposition to Abortion and Capital punish meat: A Partial
Test of Religious Support for the Consistent Life Ethic,In: Sociology
of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10.

②基督徒伦理学(Christian
Ethics)——这是有关信徒的伦理观,他的伦理基础、根据或权柄,以至他对某些伦理难题,如堕胎、死刑、怜慈处死、战争、同性恋、说谎等等伦理问题在此栏内加以研讨。

众所周知,社会的变革往往伴随着法律的变革,社会的变革与宗教的变革,也有密切的联系。在西方我们更要看到,法律的变迁也是在宗教的变革中不断在被推动的,从而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可以这样说,宗教赋予法律的精神维度使之被人们恪守,人们得以产生了守法的新年与习惯,法律能够真正有效地运行起来,正是依托了宗教的强烈影响。但是,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法律的实行变得举步维艰,法律的宗教基础也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态势,即是说宗教赋予法律的精神在不断缺失,这是“政教分离”时代的宿命。但是,诚如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必须指出的是,在现代法律的普遍认识中,法律实际上是不适合解决生命的终极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信仰所解决的问题。于是,伯尔曼希望挽回法律的宗教维度,从而让法律被信仰。

基督教的创始人

[5] b.une. ed a /mss/exhibits/penalty/religi on.html。

                        主仆:吴迦勒

宗教改革

支持死刑者主要援引以下理由:根据《圣经》中所体现出来的报应论,认为人的生命可以被世俗政权所剥夺。《圣经创世纪》第九章提到,上帝在与挪亚立约时表明: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此外,体现报应论的经典句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出自《圣经》。《圣经》中明确规定了死刑。譬如在《圣经利未记》中,上帝便直接规定了超过三十多种需被处死的行为。[40]上帝将求处死刑的权力赋予了世俗政权。根据《圣经罗马书》中耶稣使徒保罗的教诲,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许多人据此推导说,上帝将运用刑罚包括死刑的权力授予了世俗政权,因此世俗政权可以合法地杀人。部分基督教徒认为这一观点不仅赋予死刑以正当性,而且赋予标榜神的用人的世俗政权行使求处死刑的权力。[41]这些观点均被支持死刑的宗教人士作为宣扬死刑的论据。

生活

马丁·路德遵守他的誓言,当上了维滕堡大学的教授兼传教士。他非常痛恨教会滥用神权、疯狂敛财。当他读到《圣经》中保罗的话“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得救”时,顿时豁然开朗。他告诉人们,人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联系,每个人都有读《圣经》的权利,根本不必做任何事就能得救,尤其不必对神父的指示言听计从;只要相信上帝,抱有信仰就行了。这就是马丁·路德教义的全部核心:因信称义。马丁·路德还把最早的希腊文版的《圣经》翻译成德语,此时发达的印刷术迅速把德文版的上帝之声传递到德意志的每一个角落,传遍了整个欧洲,使得人人都能阅读、成为自己得救的主人。

巴丹戴尔认为:这显然是得到了它的上司的同意。一年以前,梵蒂冈的机关报《罗马观察家报》就宣告赞成废除死刑。作为法国废除死刑的坚定推动者,他高兴极了,立即给埃切咖莱红衣主教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祝贺,也向所有签署这项声明的人表示祝贺,祝贺他们的道德勇气。

由此我们看见加尔文作为一名牧师和带领者对耶稣基督教会的忠心。他这样的忠心在三个方面被展现出来:(1)一座城市,整个被福音所转变;(2)一个教会,其建立的事奉模式至今仍在被效法;(3)一场运动,后来被称为“宗教改革”。的确,约翰·加尔文是一位忠心的牧者。他最亲密的伙伴和继任者,贝扎,用以下这些激动人心的话给加尔文的一生以恰当的赞辞:

基督信仰从2000年前一个偏僻的犹大省中的一些渔民、税吏和年轻的肇事者中传开,如今已经遍及全世界,赢得了我们这个星球上近十亿居民的忠信。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那样,能如此久远地影响着如此众多的人,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37]同注[22],第59页。

定义来源

马丁·路德一手抛弃了教会这个批发商,写下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了维滕堡教堂的门上,公开谴责罗马基督教。教皇急了,以枢机主教和大主教(这可是罗马教廷的核心职位)的职位,试图收买马丁·路德。谁知马丁·路德就是一根筋,不鸟教皇。气急败坏的教皇马上下达谕令。谕令写道:“主啊,求你起来,审判你的事业!一头野猪已闯入你的葡萄园。”谕令限令马丁·路德在60天内放弃他的异端论点,否则将开除他的教籍。马丁·路德这头野猪收到这份谕令,在60天期限将满时,带着一群激情奋发的学生来到维滕堡效外。野猪们举行了一次焚烧大会,他们焚烧了教会法典和神学家的著作。熊熊燃烧的火焰成为整个德国反抗教皇的最佳象征。这把大火烧出了基督教的崭新派别——新教。当时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都过着独身的生活,而马丁·路德娶起了媳妇,一个崭新的传道人形象就这样出现在西方的基督教中——结婚的牧师和其他人一样,与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从此,天主教的教职人员仍然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上帝,过着独身生活;而新教的教职人员一边读着《圣经》,一边与老婆孩子一起热炕头。

经过启蒙运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圣经学者和基督教神学家对死刑的态度发生严重分化。大致来说,基督教自由派神学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人性持较为乐观的看法,认为人在道德上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是可以教化的,并且强调人的自然权利,反对以死刑剥夺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西欧国家普遍废除死刑,就与自由派神学在欧洲的强势地位有很大关系。保守派神学则继承了历史上经典神学家的立场,对人性与人类社会作悲观的判断,认为背负原罪的人类并没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处于不能不犯罪作恶的悲惨境况之中,人类社会也是不完美的、腐败堕落的,法律、惩罚和死刑等等,都是维持人类社会适度和平与秩序所必须的恶。上帝所设的世俗权威,为制止邪恶的继续发生有权依照法定程序给予制裁,其中包括对死刑的运用。自由派与保守派在死刑问题上的这种拉锯战,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美国与欧洲不同,自由派神学并未取得绝对主导的地位,相反,保守派神学仍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在一些时期、一些州甚至还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有浓重的清教徒背景,清教徒们在神学上重视旧约,在实践中有律法主义倾向,再加上加尔文神学强调人的全然堕落,对人性持绝对的悲观态度。因此,虽然美国废除死刑的呼声自建国以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死刑在美国仍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多数美国人和政治团体都支持死刑,正统保守的基督教势力在美国成为反对废除死刑的重要力量。例如,在保守派主导的德克萨斯州,小布什任州长的6年间,共有150人被执行死刑,他因此被称为死刑州长,但这并没阻止他两度入主白宫。

教会得以摆脱痛苦的唯一之路,只有查考《圣经》。

君士坦丁的出现,代表着大公基督教时代的过去,基督教罗马帝国时代(312—590年)的开始。勇敢的殉道者也成为过去。帝国开始基督教化,并对教会事务进行干预。君士坦丁控制了教会职位,像统治行政官员一样统治基督教主教,命令他们必须无条件遵守官方决定,哪怕这些决定与教会事务发生冲突。教会变成了罗马人的教会,罗马也成了基督教的天下。宗教开始被用来为政治服务。公元325年,教宗制确立,而后,罗马主教让自己坐上了教皇的尊座;教皇横空出世,逐渐取得了与罗马皇帝平起平坐的地位。

[14]同注[13],第271页。

加尔文:“无论在哪里,我们若发现神的道被人纯正宣讲和聆听,而且圣礼也按照基督的吩咐施行,毫无疑问,那里就有了上帝的教会。”这就是加尔文:真教会的两个标志

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宣布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教权与皇权矛盾就此埋下了伏笔。狄奥多西因下令屠杀民众而被主教安波罗修要求忏悔。作为基督徒的狄奥多西没有办法,在多个会众云集的场合,他脱下华丽的皇袍,忏悔自己犯下的罪恶。安波罗修原谅了他的罪恶,并允许他领受圣餐。从此,西方教会不断运用这种办法让君王们变得谦卑,但总算做得不太出格,双方看起来还相安无事。

[6]参见[德]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6.生活神学(Personal
Theology)——这类别有关基督徒的自身生活,属灵是生命及其伦理观等。

大公基督教时代

[9]See Kevin H. Wozniak, Andrew R. Lewis. Reexamining the Effect of
Christian Denominational Affiliation on Death Penalty Support,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8 , p1082.

圣经

17世纪初,最早起源于加尔文派的清教徒在英国发起了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要求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的影响,简化宗教仪式,主张过“清俭廉洁”的生活,“使教会清洁”,这就是清教徒运动。但清教徒遭到了无情的打压,于是,他们出逃荷兰,看到荷兰也不是他们的理想之地,就决定另辟奚径,从荷兰乘坐“五月花”号来到了美国。在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叫普利茅斯的小镇上,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1620四个数字。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从荷兰出发,经过66天后,只有一个人死去,但在船上又降生了一个婴儿,所以,当他们于11月19日到达普利茅斯时,船上还是102人。他们登陆之后,签署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五月花号公约》,美国的历史就此拉开了序幕。而那块刻有1620四个数字的石头,代表着美国的开始。1630年以后,大批清教徒移民北美,建立清教教会,从此形成了北美宗教多元发展的局面。

虽然不是所有的民主社会都已经废除死刑,但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死刑要难废除得多,甚至几乎不可能。而在一个民主社会,国家与社会势必适当分离,政府之外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国家公共政策的形成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宗教组织也不例外,尤其在那些宗教势力影响大的国家。就死刑而言,国外早就有人士指出:在废除死刑运动的过程中,宗教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宗教领袖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使人们一起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55]

护教

《文艺复兴那些年》元坤编著

[28]同注[26],第126页。

   
古代教会的基督教神学家往往是主教,中世纪的神学家则往往是修会人士。自从大学作为修会高等学府在中世纪产生以来,神学就总是居首的学系。后来,在中世纪盛期,“神学”这一概念就在阿贝拉尔(早期经院哲学)和波纳文图拉(盛期经院哲学)首次获得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意含:“关于神圣知识的领域”,包含了整个基督教学说。在这个意义上,“神学”这一概念的意含逐渐固定下来;后来,尤其鉴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神学特别被视为一门思辨性的、理论性的科学。

马丁·路德在德国的宗教改革搞得风生水起之时,法国国内新兴的资产阶段要求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宗教。这时,一个名叫约翰·加尔文的法国人开始加入宗教改革这场游戏,结果是创立了新教的加尔文派,与路德教派分庭抗礼。约翰·加尔文比马丁·路德晚了一代人。他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律师,因为没有被闪电电到,所以如愿以偿当上了律师,还是有名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成功的神学老师。他毕业于巴黎大学,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写下了《基督教要义》一书。他宣称,人是否得到拯救不靠圣功,不靠教会;上帝只拯救选民,所谓选民,是指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个人。这一观点反映了激进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深得法国中下层资产阶段的拥护。因此,虽然路德教派虽然是最早传入法国的新教,但后来法国绝大部分新教徒都信奉加尔文教。一些法国贵族利用加尔文教的组织形式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相对抗。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蜕变成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宗教战争。30年的宗教战争并不能阻止加尔文教的传播。死难的新教徒往往吸引了更多的皈依者,战争对宗教改革的号召比加尔文的书本所能感召的还要多。新教就这样在法国的土地上,一寸一寸生根发芽。

尽管世界上有多种宗教,甚至一种宗教又有许多派别,但笔者倾向于同意下面的观点:伊斯兰信仰的精义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很相似。如果有三个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信仰虔诚的信徒,遵循他们各自的经典,那么,他们三个人没有明显的区别,都是人间的大好人。《古兰经》对穆斯林,《讨拉特》对犹太人,《圣经》对基督徒,都是要求他们崇拜独一无二的造物主,对人类必须宽容和仁慈。[56]针对死刑废除乃当代全球大势所趋,所有的宗教都不可能不受此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而对其教义作与时俱进的解释。国外的研究表明,一些宗教界人士之所以宣扬支持死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还停留在对某些宗教教义的传统理解上,而对当今的死刑态势缺乏了解,对真正的死刑制度与死刑实践也不了解。例如,美国著名的反死刑人士罗纳德塔巴克就指出:许多信教人士包括神职人员,非常缺乏关于死刑执行情况的真实信息当我2001年在纽约的罗彻斯特参加一个关于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培训项目时,许多与会者告诉我,他们拒绝参与教会关于反对死刑的讨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回答提问者关于死刑实践的问题。[57]

黄崇营 著 《神学写作与讲道》

《基督教文化160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编

历史上屡有这样的现象:在一种新宗教发展的早期,由于被既有势力视为一种威胁,教徒们常常成为判处死刑的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并为世俗权力所容忍甚至推崇后,宗教又可能反过来迫害异端势力。[10]

上文所列神学研究的范畴共有十二大款,它们统归不同的部门,共分六类:

人间事未必尽如天意,天下事也未必尽如人意。让亨利没有想到的是,安妮生的仍然是个公主,这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愤怒的亨利前前后后又娶了6任王后,总算有了小小的成就,生了一个儿子,即爱德华。和教皇及女人折腾了20年的亨利去见上帝了,宝贝儿子爱德华即位没几年就驾崩了,这可不是他所愿意见到的。亨利与第一任王后凯瑟琳的女儿玛丽登上王位。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把许多信奉新教的臣民源源不断地送上火刑柱,“血腥玛丽”从此上了史书。玛丽只当了5年女王便去世了。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即位。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争相把对方像野兽一样捕获,然后再心满意足地把这些异端送上火刑柱,以至于那时在欧洲做生意最发财的就是木柴商。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宗教迫害的血腥味消失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安无事,这就是伊丽莎白的治国之道——宽容。伊丽莎白终身未婚,治国有方,统治英国45年,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基础。

[40]反对死刑的人认为,现代基督徒主要应以新约为依据,对旧约中的内容则要区别对待,像摩西十诫这类道德律的内容应当永远遵循,但像死刑这类民事律的内容则由于其已过时,应视为失效。

②主题性(Thematic/Topical)——在某一教义的定论中再选当中的要题,加以更深入的研讨,如「称义论」、「成圣论」、「恩约论」、「原罪论」等。

从犹太教分出基督教,基督教再一分为二,演变出东正教和天主教;天主教又分裂出新教,新教派别众多,规矩各一,主要是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和圣公会等。

[12][德]毕尔麦尔等编著:《古代教会史》,雷立柏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0页。

希腊

马丁·路德攻击罗马教廷,宣布基督教并不是罗马人的宗教,《圣经》才是唯一的权威。德国的诸侯们对此暗暗窍喜。当时的德国由许多个小国组成,教会拥有广大的土地,各教区的主教也都由教皇任命,诸侯们的权力实在有限。诸侯们发现,只要他们跟着马丁·路德走,便可以占据教会的土地,任命领地内的主教,对罗马停止捐输金钱。于是诸侯们成了马丁·路德的保护者,在自己的领地内纷纷建立新教教会。平民百姓自从自己可以阅读《圣经》之后,就不再依附于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当然不肯束手就擒,与新教的斗争从口水之仗发展为刀光剑影,互相残杀了一百多年,谁也没占到便宜。双方于是达成休战协议,都同意某些国家可以信奉新教,某些可以信奉天主教;更进一步,同一国家里不同的基督教派也可以和平共处。新教就这样在德国站稳了脚跟。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之父,从长远的意义上讲,他不仅改变了基督教,也改变了整个西方文明。这头闯进神的葡萄园的野猪所发起的宗教改革,一不小心还影响了400年后的黑人民权运动。美国的一位黑人青年因崇拜马丁·路德,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丁·路德·金;他的儿子也叫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二世于1963年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黑人民权运动。2008年,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宣布梦想终于成真。

宗教对于公众道德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宗教创始人的真正发明,是找到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及道德习俗,并使之成为准则。[6]而死刑与道德也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威廉布伦南就说过:从最为本源的角度而言,围绕死刑的所有争辩都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的。[7]

加尔文主张,圣经有具体的方向,指引有形教会中的正确职事秩序,以致教会秩序的独特形式,现在成了教义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在“纯净地宣讲的福音”之内,包括了一种独特形式的教会行政建制(而他从俗世政权的圈子借用了administratio一词)。

马丁·路德是普通的德意志农民的儿子,曾一心想当律师。1505年的一天,他在回家途中突遭大雨,一道闪电将他击倒在地。马丁·路德吓得大叫:“圣安妮(圣母马利亚的母亲,耶稣的外祖母)!救救我!我愿意作修士!”雷声过后,这个世界少了一位平凡的律师,却产生了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

[49]See Religion and the Death Penalty,Edited by Erik C.
Owens,etc,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P9

②神学思想史(Christian
Thought)——追溯一些重要教义的形成或定型的经过,及在教会时期中一些神学思想的变动或兴起。

保罗出生于犹太人家庭,是罗马公民,也曾迫害过基督徒;后来,他取得了基督徒领袖的信任,并利用罗马公民的身份,把向外邦人传教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所以,保罗也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和耶稣的十二使徒齐名(耶稣受难后,犹大后悔莫及自缢而死,门徒们挑选了马提亚代替犹大,补足十二门徒之数)。

主教声明激起的反响在预料之中:左翼报刊表示热烈欢迎,右翼报刊有所保留,极右翼则是百般诋毁。最为激烈的反应来自原国家安全法院院长弗朗索瓦罗梅罗奥,因为就在这不久以前,他与一些支持更加具有惩罚性的刑事政策的人一起,成立了一个正当防卫协会。他大声疾呼:主教们反对死刑吗?他们不应当有这么坏的健忘症,从贝尔纳到圣女贞德,所有的法国圣人不都杀人吗?十字架与断头台有什么区别?但无论如何,这份主教声明对改变法国国内对待死刑的态度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导向,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具有最重大意义的行动。不论你是不是信徒,对如此明确肯定的立场不可能无动于衷[54]。

 如果说有哪一位改教家为教会教义所引起的问题而挣扎时,那一定是加尔文了。他对教会理论的第一次主要探讨,可见于1539年的《基督教要义》第二版。虽然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初版(1536)处理过这课题,当时他却几乎没有任何管理教会或相关责任的经验,因此造成了他的讨论奇怪地不清晰的现象。到了本书第二版时,加尔文已经对新的福音派教会所面对的问题,获得较多经验。

德国人用理性进行宗教改革,而英国人却用男性荷尔蒙改造着宗教。历史并不总是以正剧或悲剧出现在我们面前,有时它也充满了令人发笑的噱头,以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宗教改革是一件很严肃、很高尚的事情。但英国的宗教改革起源于一个荒唐得离谱的三角恋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分别是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王后凯瑟琳,以及王后的侍女安妮·博琳。人类的荷尔蒙有时会战胜坚定的信仰。亨利八世声称他爱上了王后的侍女,要求与王后凯瑟琳离婚,公开的理由是王后没有给他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亨利向教皇提出申请,要求与王后离婚。他耐心等了6年,教皇还是没有批准。亨利等得不耐烦了,就自己宣布与王后离婚,公开与安妮结婚。教皇大怒,宣布开除亨利教籍。而亨利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从此,教皇再也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对英国的宗教和世俗事务插手干预了。这下,亨利不仅当上了英国灵俗两界的最高首脑,还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的女人,更是顺手把教会的财产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成了最大的赢家。英国的宗教改革就这样戏剧性地以国王的胜利而收场了,英国教会与罗马教会脱离关系,并宣布“圣公会”为英国国教。这时,新教之风通过英吉利海峡吹到了英格兰的大地之上。

[22]参见邱兴隆:《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载《比较刑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6页。

神学上的写作

中国的基督教

四、结语

无论在哪里,我们若发现神的道被人纯正宣讲和聆听,而且圣礼也按照基督的吩咐施行,毫无疑问,那里就有了上帝的教会。因为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18:20)。……倘若有职事能持守圣道并尊重它,并有圣礼施行,就毫无疑问地当被称为教会。……在哪里有人虔敬倾听圣道,而圣礼也未被忽略,在那里就不会有虚假和形式含混的教会;对于这个教会,无人能藐视它的威权,拒绝它的规劝,违抗它的训导,或轻视它的指责,更不能脱离它,分裂它。……当我们说,圣道的纯净职事和庆祝圣礼的纯净方式是一个充分的誓言和保证,借此我们可以承认任何群体为一间教会,我们的意思是哪里有这些记号并存,它就不可以被拒绝,即使它在其他层面上充满缺点。

耶稣被抓后,犹太法庭指控耶稣犯有渎神罪,投票表决将他处以死刑。但犹太公会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力,就把耶稣交给了罗马执政官彼拉多。彼拉多把耶稣交给士兵执行十字架苦刑,十字架的木牌上写着INRI,即“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的王”。耶稣受难是西方绘画的重要主题,尤其在中世纪。格吕内瓦尔德的名作《钉刑图》就是描绘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悲剧性作品。

[44]转引自佀化强:《异端审判中的刑讯》,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4月,第143页。

加尔文主张,施行洗礼是出于对马太福音28:18-20中基督所赐使命的顺服。此外,加尔文相信最合适的洗礼方式是“点水礼”,如同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洒水,象征着罪得洁净(参见诗51:7;结36:25)。加尔文极其反对洗礼重生论,因为重生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参见约3:1-8;多3:4-7)。合适的洗礼对象有两重:相信的成年人,和信徒的子女,或称为“约中的儿女”(婴儿洗礼)。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目前,全世界信奉基督教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33%,占世界宗教徒的44%,其大小教派分布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信徒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

当然,在基督教与死刑的互动过程中,它并不总是扮演消极的角色。例如,中世纪的教会就曾利用圣殿庇护权保护过许多重刑犯的生命。所谓圣殿庇护权指的是教堂享有保护罪犯的特权。这一特权是从教堂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派生出来的,世俗权力不能在教堂圣地行使。因此不少重刑犯再犯罪后,都会躲入教堂避难,并在规定的避难期限结束前,作出抉择:要么承认所犯罪行,然后被递解出境;要么任凭世俗法庭审判。[19]这一制度无疑为犯有重罪者提供了免于死刑的机会。例如1511年在约克,一名杀人者躲进圣彼得教堂,在教堂庭院避难。事发之后,约克市政府与圣彼得教堂按照司法惯例,在市府官员与教堂教士双方监督之下,杀人者宣誓,然后即刻离境出走海外。[20]又如,据日本学者团藤重光考证,在古罗马共和国的最后100年,实际上废止了死刑。[21]对此,我国学者邱兴隆指出,古罗马共和国的最后100年恰是基督教兴盛的时期,可能这是生命神圣的信仰主义说教影响的结果。[22]他还指出,如果说古罗马共和国最后100年对死刑的实际废除归于基督教生命神圣说的影响只是一种推论的话,那么自16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废除死刑的主张源于生命神圣说则是有确切证据的定论,因为自此间开始,基督教信徒们正是高举生命是上帝所缔造的,除了上帝任何人无权剥夺的旗帜,在生命神圣的绝对理念下,抨击死刑并对国家的死刑权发难,从而吹响了近代死刑废止论的号角。[23]

8.教会论(Ecclesiology)——教会在神救恩计划中的地位及其性质、组织、圣礼等。

中世纪的基督教

唐代还曾先后两度下诏大量削减死刑。其一是天宝重杖代死刑法。据《册府》刑法部载:天宝六载诏曰:联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于今约法,已去极刑。义罪执文,犹存旧日,既措而不用亦恶闻其名。自今以后,所断绞、斩刑者宜削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29]另据《通监》:除斩、绞条:上慕好生之名,令应绞、斩者皆重杖流岭南,其实有司率杖杀之。[30]自此观之,作为死刑的斩与绞曾在天宝六年被明令废除,而代之以重杖。[31]其二是死罪改流刑法。据《唐志》载: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匹者,谕如故。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忽禁。,可见,作为死刑的绞与斩在元和八年被废除而代之以流放。沈家本曾对此评价道:贞观徒死罪戌西州尚是实边之策,天宝以重仗代极刑而斩绞之名废。元和十恶等项外余悉流天德五城,并重杖亦几废矣。是废死刑之说实胚胎于唐,虽未全废而存者已少矣。今日西国为止死刑之说,学者日扬其波而不能遂废者,气远犹未至也。[33]邱兴隆教授也认为:唐代的这两次大幅度削减死刑,虽然并未使死刑彻底废除,但既反映了对死刑所持的排斥态度,又导致了死刑的大幅度减少,以至死刑的适用数量微乎其微。[34]确实如此,如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三十九人二十五年,刑部所断死罪五十八人。[35]

到了1543年,加尔文已经获得相当多承担教会责任的经验,特别是他在斯特拉斯堡期间。布塞作为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运动背后的思想动力,拥有十分超卓的教会行政名声,而加尔文后期的教会理论,可能反映了布塞的个人影响。牧师、博士(或教师)、长老和执事的“四重职分”(fourfold
office),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布塞,他也区分了可见的教会与不可见的教会。然而,布塞认为教会的纪律是教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技术上是一个“记号”(nota)或“标记”],却没有得到加尔文的共鸣。虽然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1536年版中在教会的“确实记号”中有“生命的榜样”一段,后期的版本却着重于上帝话语的恰当讲授,以及圣礼的施行。纪律强调了教会的经络——基督的拯救教义,却建立了它的心脏和灵魂。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皇帝在临死前把罗马帝国分赐给了两个儿子,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一个以君士坦丁为中心。一个帝国,两个皇帝,两个中心,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东西两方从此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公元1054年,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分裂,基督教形成了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两大派别(本文接下去所称的基督教,主要就是指罗马天主教);500年之后,也就是16世纪,当马丁·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德国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引发了新教与罗马天主教的分裂,基督教的三大派别: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从此分庭抗礼,各自发展。这是后话。

在当今废除死刑的国家中,基督教国家居多。虽然对基督教会及其信徒来说,圣经是最高权威性的神圣文本,但就像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新旧约圣经在死刑问题上的立场似乎一也并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那些看似相互冲突的经文,使解经家们就圣经的死刑立场作出正、反两种解释成为可能,因此,基督教对死刑的态度也是有分歧的。许多基督徒都援引《圣经》来表明自己关于死刑的立场,但生命神圣性在死刑问题上留下的歧义使得无论是死刑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依据。

   
 在第二世纪,“神学”这一概念被基督教作家(即护教者)所采纳,与外邦多神教作家的“神话学”(关于诸神故事的述说)相区别。在优西比乌(Eusebius)那里,“神学”这一概念大概意指“基督教的上帝论”。在所有教父时期的作家那里,这个概念并不涉及一般而言的基督教学说,而是仅仅涉及那些直接关涉上帝的那些方面。这样,某些早期基督教作家,例如《圣经约翰福音》的作者以及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就尤其被指称为“神学家”,因为上帝处于其学说的中心。关于上帝为人类设立的救恩行动和为人类指定的拯救秩序的问题,则在“经世”(希:oikonomia)这一概念下得到处理。

15世纪的文艺复兴给中世纪的基督教以重大打击。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给基督教以直接的攻击。宗教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基督教回复到尚未罗马化之前的面貌。

[16]参见注[13],第270~271页。

对于加尔文和日内瓦教会来说,传讲圣经有着很高的优先地位。加尔文总是一段一段的按顺序进行释经讲道,很少会打破,甚至在特殊的节日也一样(lectio
continuo)。他的讲道模式是,用他熟悉的法语,以简短、扼要的句子一节一节地讲。他通常会直接读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经文,并将其同步翻译为法语。讲道的时间是周日的早晨和下午,在周间人们也会在清晨来聚集听道。传道人有着崇高的呼召,要把神的话讲解给众人听,而因此,传道人有义务活出他所传讲的真理。在加尔文晚年,他许多的讲章都被誊写付印并出版成书。随着这些讲章从法语和拉丁语被翻译过来,人们渐渐地可以获得并使用它们。Supplementa
Calviniana开放图书馆现正在重印这些讲章。

参考书目:

[45]同注[44],第145页。

1.为真理作演绎或归纳的定论(For
Induction-Deduction)——神学家平诺博士认为:「福音派的真理皆是用归纳法推演得来的」,这是正确的见解,他可是偏重一面定论真理之法。真理的推演是靠归纳与演绎两法「归纳法」是从一大堆的真理中找出其中的细节,将之分门别类成为(归纳)定论,如「神是爱论」、「神是公义论」。「演绎法」则是从定论中演变原则来,再回到那「一大堆真理」中找着其支持或根据,如从「神是爱论」演绎出神看顾人,纪念人的属灵真理,再回到整个真理中找出根据,坚立定论。归纳真理与演绎真理两法只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寻找真理,而定论真理。神学的研究便是定论真理。

幸好,以保罗为首的另一派强调,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崭新宗教。你不必先变成犹太人,所有法规都可以置之脑后,因为基督已经把我们从那些戒律中解放出来了。保罗说,基督教不是犹太人的宗教,而是所有人的宗教,这就是保罗的伟大之处。保罗的这一句话,开启了基督教面向世界的大门;从此,基督教广为传播,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开花结果,最终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所以,人们常说,《旧约》是上帝与犹太人签订的合同;《新约》是上帝与人类订立的契约。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包括了《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

二、宗教在死刑问题上留下的歧义

如此,他必能对救主为羊群耗尽心血的爱心,有更新,更深一层的体认,从而对灵魂的伟大牧者自然而然生发无限的爱慕与崇敬。

4世纪初的最后一次基督徒大迫害,把毁掉圣经作为压制基督教的重要手段。当一位西西里的信徒被带到罗马执政官面前,他被指控拥有一卷福音书。法官指着一些书卷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家里带来的吗?”犯人回答道:“我没有家,主耶稣知道。”法官再次指着福音书说:“读一下!”犯人读了几句,法官就命人将他带走处死。

[4]Robert L. Young, Religious Orientation, Race and Support for the
Death Penalty,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1992,
31,p76.

探访病人

教皇与皇帝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加冕意味着教皇与皇帝之间的长期斗争开始了,斗争的焦点是:到底应当由教会统治国家,还是应当由国家控制教会。由于教皇也是事实上的一国之尊,还拥有征税权,可以花钱征雇士兵,具备与皇帝兵刃相见的实力。事实上,教皇与皇帝还真的在战场上真刀实枪地干过,有时打得还非常惨烈,可从来没有一方获得过完全的胜利。双方争的其实只是彼此的权力,又都承认对方存在的必要性;教皇从没说过自己是皇帝,皇帝也从不以教皇自居。不过,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罗马的天主教。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有着自己的规矩,东正教的最高主教由皇帝指派,受皇帝管辖,皇帝把教皇的职位给兼了。

[23]同注[21]。

5.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从神学理论的研讨进入实际工作的研究方面。

回望历史,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人创造了神,还是神创造了人?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有一人暗自发笑,低声断喝道: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

[55]See
-religion/articles/RJLR_4_1_1.pdf.另一个例子是,宗教组织在美国的废奴运动过程中也曾起到过重要作用,曾经有一段时期,在经过广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人被放在拍卖会上出售。那时候,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美国公众认同奴隶制。但是因为受到教堂、犹太会堂和有良知的人的影响,公众意识逐渐觉醒,并引发了废奴运动。See-rel
igion/articles/RJLR_4_1_1 .pdf.

我十六年来一直旁观他的行事为人,对他的生和他的死都作出了忠实的评价,而我现在要宣告说,所有人都可以在他里面看见基督徒品格最美好的榜样,这榜样可以很轻易地被毁谤,但却难以效法。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在中国,新教习用基督教这一表述来自称,新教的神职人员可以结婚,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依然过着独身生活。

[24]参见姜军、孙镇平:《中国伦理化法律的思考》,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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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史》(第三版)布鲁斯·L·雪莱著刘平译

宗教的核心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4]这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为法律现象的死刑与宗教的天然联系:生命与死亡、道德与罪恶,都是它们最关注并且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5]

圣礼

幸存下来的教会得到了日耳曼人的支持,把希腊和罗马的学术保存了下来(它之前就已经这么做了)。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欧洲文明的种子就是靠基督教会一而再地抄写才得以保存下来。那些修道院的修士虽然不知道自己在抄写什么,但常常抄得非常起劲,也抄得错误百出。就这样,教会把持了欧洲的知识生活,以至于竟然没有人看到过欧洲典籍的原本文字。教会截取它想要的段落,把这些断章取义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再将它和摘自《圣经》的段落编在一起,就构筑出一套基督教的神学,也就是一套关于上帝的世界和上帝救赎计划的记述。欧洲大陆从此变成了基督教的王国,是耶稣基督的天下。人类文明的光芒被基督教死死地压到了黑暗之中,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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