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中宗教所涉及的不仅是属于精神信仰领域的信条教义,宗教自由是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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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现代世界的大事。我们甚至可以说,如何使得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够和平并处,是过去几百年自由主义面对的最大挑战。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逐步发展出一套相当独特的政治制度来应对宗教多元之局,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以下我会先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勾勒出来,然后回应一些挑战。

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赋予“宗教”与“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西方历史语境下的含义和确定性特征,并自奉为“经典”。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的全球化,已成为独特的当代背景与世界环境,全球化要求人们用新的方式理解既有概念。如何理解宗教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前提是需要重新审视和分析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认识与分析的时代背景不同,依据的理念与解释的方法也不同。

刘军宁 | 文

作者: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南都观察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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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信仰自由与自由主义的由来

在中国,民主政治被认为是基于科学与理性的制度,而宗教却使人常常联想到迷信。那民主政治可以离得开宗教信仰自由吗?

在人际关系中,宽容常常被视为一种能容忍别人的“修养”或“雅量”,是一个人凭借自由意志作出的选择,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美德。在公共生活中,宽容则有另一重几乎相反的意思,那就是,不管当事人愿不愿意,有没有雅量,宽容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因时而用的权宜之计。

在宗教问题上,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每个公民平等地享有由宪法保障的信仰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往往意味着以下的制度安排。第一,在尊重其他人同样权利的前提下,公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和所属宗教团体,同时有权放弃原来的信仰及离开原来的团体。第二,信仰自由具有优先性,政府和教会不得以集体利益、国家安全或上帝旨意之名,牺牲公民的自由权利。第三,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来自定期的民主选举,而非任何宗教。政府制订的法律和推行的政策,必须一视同仁对待所有宗教,不应偏袒任何教派,同时不应诉诸特定宗教信仰来为这些政策辩护。第四,为确保机会平等原则,无论是政府或私人企业,在工作招聘时,都不应将应聘人的宗教信仰作为考虑因素(除非该工作是和信仰直接相关,例如神职人员)。

宗教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存在形态。除包含信仰及教义体系、历史文化中的经典文献等精神因素之外,宗教与经济、政治、民族或族群等组织化因素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由于教义信条与组织体制的整合作用,宗教本身具有社会聚合力、文化聚合力和政治聚合力。自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历史看,近代以前难以严格、清晰地区分宗教与政治、法律各自在社会中的作用。要对宗教做出整体性、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分析评价是极为困难的,但可对之做出一般性的描述:在传统社会中宗教所涉及的不仅是属于精神信仰领域的信条教义,同时其对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生活方式、社会认同、道德思想等方面均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民主政治下,人享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这就告诉我们,宗教自由并不仅仅是关于教义、教会、教派的自由,而首先是与人的思想、信仰有关的自由。

安玛丽·斯劳特在《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一书里说,美国最早的欧洲殖民者来到这块新大陆,是因为英国不能容忍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新教徒自己很快就变得不宽容起来。他们驱逐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这样的异教徒,仅仅因为她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稳定。但是,一旦这些新教徒面对的不是个人,而是同样强大的其他宗教群体——诸如罗德岛的自由信仰团体、宾夕法尼亚的贵格教派、马里兰州的天主教派,他们便意识到,大家只有在一个宽容的环境里才能平安共处,并团结成一个民主实体。因此,斯劳特说,人们需要一种“宽容的生活方式,不是作为美德,而是作为必须”,“宽容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生活必须品”。

一个充份尊重上述原则的社会,是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有很大机会是个信仰多元的社会,因为不同教派会在这个自由的環境中,以不同方式争取信众,人们也会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不同的宗教。自由主义维系多元社会的方式,是既不要求所有人相信同一种宗教,也不要求所有人放弃宗教,而是用政教分离的方式,将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分开。在政治领域,所有人拥有相同的公民身份,并因此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宗教领域,每个公民可根据自己的选择而拥有不同的宗教身份。而当两个领域发生冲突时,政治领域具有优先性:任何教派都不可以以教义之名,限制和侵犯人們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也就是说,所有教派必须服从自由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这个优先性,是维系多元社会统一的基础。

从社会的组织形式与治理方式的角度看,“神圣性”是传统社会和生活的特征。主流宗教或教派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其重要的职能之一是区分“正统”与“异端”、“正教”与“邪教”。抵触者被确定为“异教徒”、“异端”,往往是排斥与迫害的对象,对异见的不宽容态度自然成为权威、正义、是非的标准与象征。近代以前,宗教宽容甚为鲜见,更何谈信仰自由。对“宗教”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是传统社会以后产生的对宗教持有怀疑的态度,并视其为讨论对象。

宗教事关信仰与良知。自由是信仰与良知的前提,因为后两者是不能被强加的。宗教的自由,植根于人的信仰、良知与灵魂之中。在根本上,宗教自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宗教自由的背后是信仰的自由与良知的自由。宗教自由是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的自由,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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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主义来说,这两个身份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例如服务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是天主教徒或伊斯兰教徒,更可以是无神论者,彼此不会因为信仰差异而引起冲突。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在制度和价值观念上,他们都接受了政治和宗教身份的二分,不会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别人,在进行与工作相关的决策时亦不会以自己的信仰作为判断准则,而须诉诸法律及所有公民原则上都能够接受的公共理由。这种制度和价值上的共识,使得自由社会一方面容许和鼓励宗教多元,另一方面又建立起和平共处的社会纽带。这个纽带不是靠宗教、血缘和种族,而是靠自由主义的一组道德信念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制度文化。

按照西方史学的历史分期,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很难以确定的事件来分界。一般认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三者一并是对西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它们的出现标志着近代西方世俗社会的开始。

这就是说,宗教自由也要求一个人服从自己内在的良知,而不是外在的权力。所以,宗教自由也意味着人的心灵不应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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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的分支“分离教派”于1620年从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出发,包括35名清教徒在内的102名乘客登上了著名的五月花号木制帆船,经过66天的航行,于11月11日在美洲靠岸。图为William
Halsall绘于1882年的《五月花号在普利茅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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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欧洲西北部的宗教改革发端于对罗马教廷的专制和腐败的批判,强调信仰中的个体自由及个体自主性。改革者们延续了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信仰平民化与个体化的主张,但对罗马教廷体制的态度已不再是温和的变革和改良,而是逐渐转为对抗和决裂。此后原罗马教廷势力在欧洲的统一局面与至高权威被打破,独一无二的天主教会由为数众多的教会和教派所取代。各教派相互指责对方为异教徒,以捍卫信仰为名的直接宗教纷争和争夺利益的有名无实的宗教战争断断续续地为时超过一个世纪。宗教战争的持久性与破坏性使得时人认识到宗教狂热是不堪忍受的罪恶,最终使公众对传统的国家与教会之间关系的看法彻底转变。“教会的政治声望彻底破产,此后,人们便一直对教会怀有不信任与怨恨的态度。18世纪启蒙运动的许多领袖反对教会不遗余力,强调宗教宽容的美德,表现了宗教战争对人类心灵所造成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对这段时期的记忆,使现代的人们对教会产生了最为苦涩的制约性反应。这一新精神的胜利,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象征,该和约确立了主权在于国家的原则,从而结束了宗教战争的时代。”为争取信徒,打击异端分子和异端行为,冲突各方都不得不依靠世俗权力及其军事力量。刚从统一的欧洲基督教共和国中分裂出的各准民族国家的君主们理所当然不会漠视动荡的政局,于是便把维护王国的安定和实现王权的有效治理视为使命。这时正值欧洲资产阶级力量上升的时期,资产阶级有统一市场与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要求,而多数王公只有通过与工商业阶层结盟以寻求财政支持才能打败封建诸侯的地方势力以强化王权;于是,在王公贵族、教会组织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社会资源被重新分配。在宗教改革后期,人人自危的时局使得冲突的各方接受了宗教宽容的主张;同时由于宗教分歧与政治、经济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宗教问题越发陷入世俗利益的争夺之中。自从宗教迫害走向宗教宽容,世俗势力介入宗教纷争,在世俗权力与资本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宗教改革的走向与世俗利益的争夺发生重叠,加速了宗教宽容观的形成。欧洲宗教宽容的历史进程表明,不得已的政治妥协先于理性的认知和反思;冲突及斗争先于宽容与和谐;先有实用的目的,之后才有学理的解释。

如果人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如果自由与平等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那么,宗教自由就是人的天赋权利的具体体现,是人作为人的根本权利。宗教自由的源泉是人身上的某种神性,人也因为其身上的神性而具有尊严。否则,人的尊严是从哪里来的呢?因此,人的尊严离不开宗教自由。

容忍(toleration)的原义是忍受(endurance),或忍而不发(fortitude),强迫自己允许不赞同的事情发生。容忍显示的是容忍者有度量的赦免和免罪,而不是被容忍者自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让人说话,天不塌下来”这种口气很大的说法,表现的就是赦免和免罪的宽容。人们常呼吁执政者要有雅量,强调宽容有利于当权者自己的形象——自信、体面、荣誉、心胸宽广。华盛顿在致国会的一篇咨文中说过:“我们比印第安诸部文明和强大;而为了我们的荣誉,我们必须对他们和善,甚至宽容。”这样看宽容,并没有把它当作由法律规定的对政府(和当权者)权力的限制和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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