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新党对旧党党同伐异

图片 4

图片 1

宋徽宗崇宁三年,权势熏天的宰相蔡京为大宋朝开列一份黑名单,黑名单人数众多,总计309人。这些人中不乏像司马光、文彦博、苏东坡、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忠贞正直、流芳千古的人物。他们统统被称为“奸人”,他们的“恶名”被刻在石碑上,昭示于天下。上了黑名单,活着的,轻则流放,重则关押;死了的,让百姓唾弃,叫他们遗臭万年。这就是北宋末年影响深远的“元祐党人案”。

    本文摘自《帝国的溃败》,作者:张鸣,东方出版社

图片 2

   
元祐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北宋一朝,闹变法闹得不行,来回折腾。老子神宗赵顼变法,儿子哲宗赵煦不变了,复辟。于是,当年一干反对变法的人,以司马光为首,组织还乡团杀回来了。从此以后,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元丰是神宗年号),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此后反反复复,到了宋徽宗赵佶这里,变法派声势大振,丞相蔡京对司马光这干人恨不过,但人都死了,也没法再贬斥发配。他为了彻底清除余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县大刻元祐党人碑,宣布这些人属于奸党,要勒之于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于是,就有了这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新党对旧党党同伐异。“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封建社会士大夫政见相同、意气相投时,越聊越近乎,就会拉帮结派,形成利益集团。所谓的“君子不党”没几个人能做到。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就是“党争”。党争在历朝历代都存在,影响比较大的有晚唐牛、李的“朋党之争”,明朝东林党和三党及阉党之争,北宋新旧两党之争。这些党争加剧了政权的动荡,成为导致国家灭亡的重要因素,因此史学上有“国之将亡,必兴朋党”之说。

   
其实,北宋的制度和政治的确需要改革。漫说后世,就是当时人也感到毛病特多,官制叠床架屋——床上架床,还添若干大小椅子板凳什么的。反正让大家什么事都干着别扭,一件小事折腾半年。但是,变法党人王安石他们,按着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做,动静忒大,不仅折腾官场,而且折腾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觉不如不变。皇帝不换,这老儿自己决定的变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换,老子死了,儿子上台,之前的变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说,儿子都有仇父情结,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错。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老子喜欢的,不论是人还是政策,儿子必定不喜欢。所以,老子的宠臣,必定会栽在儿子的手上。于是,反变法的复辟党上台。

北宋的新旧党争是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前后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历时约半个世纪,对北宋政治影响很大。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守旧派人数众多,王安石无人可用,只好大胆启用新人,许多奸佞小人厕身其中,因宋神宗当时的年号是元丰,新党也被称作“元丰党人”。新党对旧党党同伐异,大打出手,大多旧党官员被贬谪流放。

   
然而,复辟党司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绝,尽废新法。哪儿有这个道理呢?旧法要是十全十美,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变?政治效率怎么会那么低?归拢在反变法这边的某些人,比如苏轼,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免役法)还是认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归在复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北宋后期,复辟派整体上不吃香,所以,在一个短暂的元祐年间过后,复辟派就一直倒霉。苏轼就被贬了又贬,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幸亏他看得开,活得久,终于盼来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寿了。他当然想不到,死后居然还要被人折腾,名字刻上石碑,让他遗臭万年。

图片 3

   
但是,各个州县刻碑的时候,出过一点小麻烦。北宋文化市场发达,元祐党人中,苏轼、黄庭坚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靠写字作画赚稿费了。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经过市场的传播,即使贩夫走卒也知道这些人的大名。他们的字画招人喜欢,文章也有粉丝,而且是铁粉。苏轼流放期间,之所以能活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粉丝们可不管这些人是否犯
了政治错误,该喜欢就喜欢。合影是没办法了,但讨幅字儿、求首诗,却是家常便饭。当然,字画和诗都不会白作,银子和酒肉,甚至还有美女,滚滚而来。政治挂帅,阶级路线什么的,在那个年头,人们还没有概念。

元丰八年,宋神宗病死,赵煦登基为帝,是为宋哲宗。改年号为元祐,此时宋哲宗才九岁,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执政后,启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对新党成员也是“反攻倒算”,将新党成员章惇、蔡京、蔡确等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旧党也因此被称为“元祐党人”。

   
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体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蔡京要刻元祐党人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他对高太后的压制和旧党不满,召回了章惇、曾布等新党,恢复了王安石新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免役法”。章惇等上台伊始,就大肆报复。就这样新党和旧党反反复复,“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方得势,不问青红皂白,必对彼方打击报复。割裂越来越大,仇恨越来越深。国家的政策不能延续,内耗严重,大宋一步步走向覆亡。

   
虽然人们总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为读书人,不相信劳动人民一定会比读书人道德高尚。底层的百姓,每每弯子转的没有读书人那么快,想不通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什么叫作好人,什么叫作坏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标准,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标准不怎么一样。

到了宋徽宗、蔡京掌权时候,对旧党的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起初宋徽宗对党争的弊端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得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但好景不长,他受宰相曾布的撺掇,想行速效之法,又改年号崇宁。崇宁何意?崇尚宋神宗熙宁变法。

   
党人碑刻完之后,虽说遍立各个州县,但立碑的蔡京后来也完了。不及等到后世,就在他倒台的当口,人们评价此人就是个奸人。遭贬之后,没人给饭吃,活活饿死。当然,元祐党人碑也立马被砸毁,剩不下几个了。风水轮流转,谁知道最后转到哪儿?蔡京等人,当初的心机不可谓不深,最终都是白费。

图片 4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