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期的日本《春秋》学研究,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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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批注十三经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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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的日本《春秋》学研究,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此期的日本《春秋》学研究,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此期的日本《春秋》学研究,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王伟的一篇,主要谈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并希求通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开《楚辞》等上古文献中的文化谜团。虽然这些观点还在探讨中,但对我们研究视野的开拓,对推进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毓庆)

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儒学在扶桑的广泛传播,深入影响。德川时期,随着对儒家经典研探的不断深入,日本涌现出很多儒学名家、儒学流派,产生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著作,为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春秋》学的发展及其对德川幕政、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乃至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响,即具有代表性意义。

德川时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儒学在扶桑的广泛传播,深入影响。德川时期,随着对儒家经典研探的不断深入,日本涌现出很多儒学名家、儒学流派,产生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著作,为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春秋》学的发展及其对德川幕政、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乃至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响,即具有代表性意义。

德川《春秋》学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川初期(1603—1691)。此期的研究以幕府官学为主,作为德川朱子学派领军人物的幕府大学头林罗山,不仅在收集、校勘、刊刻、传播《春秋》经学文献方面用功甚巨,而且直接开启了德川日本《春秋》经学的考证考据之风,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林罗山的子孙及后学,著作纷披,成就蔚然,使朱子学派在此期的《春秋》经学研究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学的传播和发展,对幕府统治的维护和巩固裨益良多。这突出地表现在幕府对大名的分封中。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家族关系之亲疏,将大名分成不同种类,其中亲藩与德川氏关系最近,亲藩中的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御三家”,统辖着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实为幕府之藩屏。这种为政之法显然是对《春秋》经传的资鉴。《左传》(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亲藩之下依次设有谱代大名、外藩大名,幕府经常以各种名义剥夺、转封大名的领地,而这,或许亦受到《春秋》经传中诸侯国迁徙封地之启发。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二十个曾经迁徙的国家,而陈槃列考春秋诸国,复增益迁徙的国家七十一个。德川幕府正是资鉴于《春秋》经传,权时制宜,妥善措置,从而结束诸国长期混战之局面,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德川《春秋》学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川初期(1603—1691)。此期的研究以幕府官学为主,作为德川朱子学派领军人物的幕府大学头林罗山,不仅在收集、校勘、刊刻、传播《春秋》经学文献方面用功甚巨,而且直接开启了德川日本《春秋》经学的考证考据之风,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林罗山的子孙及后学,著作纷披,成就蔚然,使朱子学派在此期的《春秋》经学研究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学的传播和发展,对幕府统治的维护和巩固裨益良多。这突出地表现在幕府对大名的分封中。幕府依据大名与德川家族关系之亲疏,将大名分成不同种类,其中亲藩与德川氏关系最近,亲藩中的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御三家”,统辖着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实为幕府之藩屏。这种为政之法显然是对《春秋》经传的资鉴。《左传》(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亲藩之下依次设有谱代大名、外藩大名,幕府经常以各种名义剥夺、转封大名的领地,而这,或许亦受到《春秋》经传中诸侯国迁徙封地之启发。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二十个曾经迁徙的国家,而陈槃列考春秋诸国,复增益迁徙的国家七十一个。德川幕府正是资鉴于《春秋》经传,权时制宜,妥善措置,从而结束诸国长期混战之局面,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是德川中期(1692—1779)。此期日本儒学中的古学派占据明显优势,在其推促下,日本儒者对《春秋》经传的攻研开始朝着深细精微的路向发展。儒者们不再满足对《春秋》经传的一般性了解,亦不再株守着中国古人的注疏视若拱璧,而是开始对经传含义展开具体而微的探索、阐释。较之初期,德川中期的《春秋》学研究阵容明显扩大,著作数量明显增多。德川中期《春秋》经学的发展,促成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德川之前,日本自居偏邦遐夷之地位,文化自信力较弱。德川时期,随着《春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逐渐提升了文化自信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德川儒者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诠解中。原本,中国早期经典如《诗经》中出现的“中国”,多涉政治或地理意义,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等。但是到了《春秋》三传中,“中国”一词获取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往往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语境中被提出,如《穀梁传·成公九年》“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中国”与夷狄彼此对立,语意互敌。德川儒者从文化的立场重新定义了“中国”一词的含义。如上月专斋说:“华言者以汉土为‘中华’、‘中国’,不识《春秋》名分,俗儒之纰缪也。夫天地广大寥廓而无际限,是以天地之中,无一定之中,则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国、华其国,是天地自然,非人为矣。”浅见絅斋(1652—1711)言:“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从日本立场立《春秋》之旨,是所谓善学《春秋》者也。今读《春秋》而曰日本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毋宁说,正是《春秋》经传促使日本摆脱了以遐夷偏邦自处的文化自卑,从而促进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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