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再赋予中国诗学研究重生命体悟、重整体观照的审美特性【188博金宝官方网站】

改革开放近40年,随着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大量引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同时,研究的国际化倾向日益浓重。从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到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族裔批评、生态批评等,我们在研究理论、方法、问题、视野、立场上亦步亦趋紧随在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之后。虽然国际化是一种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正在消融民族和国家的边界,网络化、信息化、标准化助推了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趋同倾向,但是当前的国际化从根本上说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普及化,其显著后果是,它导致了世界非西方文化体系的萎缩。真正的国际化应该是立足于本民族立场之上,与国际其他文化的多元对话,在多种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创新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

文艺创作者的诗学通常是以生命为本体的,中西概莫能外。中西创作者以审美体验和创作感悟为根基,在随笔、作品、书信、日记中随时阐发自己的审美感悟,其文论与创作同源同质,深深扎根于生命体验之中,比如欧阳修、苏轼、王夫子、蒙田、雪莱、柯勒律治、普鲁斯特等。他们的诗学看似随性零散,却往往一针见血,道出对文艺本质和机理的深刻洞见。由此,我们可以说西方作家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在本质上是共通的,都是生命诗学。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高奋在《浙江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刊文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引进和吸收西方国家的文艺理论、批评方法和研究观点,在外国文学批评上取得快速发展,已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批评立场、模式和理论。比照中西思想之异同,探讨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将有益于探明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在批评立场上,以翻译引进和充分运用西方文论这两个阶段为基础,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正处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阶段,要坚持”中国思维”和”对话创新”原则,即以中国思维为主导,力求中西贯通,展现我们的世界主义视野。在批评导向上,面对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先导且频繁建构/解构的趋势,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六观说”等中国诗学原则,中西互鉴,推进审美批评。在批评方法上,面对西方批评根深蒂固的”定义—分析”修辞学模式,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中国诗学的”整体观照法”,不仅促进审美批评,而且实现中国批评理论的创新。

借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的文学文本,并不意味着中国自身文论的失语,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论话语,给中国文学批评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二、关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由于学界在文论话语失语问题的论争最终没能达成共识,所以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建设路径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也各有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种观点。28)其中,就文论话语的建设,曹顺庆可作为代表,他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及方法,认为中西诗学对话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路径之一,是增进东西方理解与沟通融合的有效手段。可喜的是,经过十年来当代中国文论学者的积极探索,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研究已经由以前只重视话语的概念内涵逐步向话语的特征、类型等方面深入,文论话语研究者的观念不断开放,视野不断拓宽,成果明显增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作了阶段性回顾和反思,肯定了学习和借鉴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必要性,特别强调要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来探讨和研究外国文学,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20多年来,我们一方面大力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思潮和新方法,一方面努力探索中西贯通视野下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既尊重外国文学本身的社会文化背景、思维特性和文论思潮,又坚持中国批评者独特的研究视野、方法和立场。但是,从总体看,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对西方文论和方法的模仿和借鉴太多了一点,而从中国文化和诗学出发去研究外国文学和文论的论著还需要更多一些、再多一些。近读高奋的《走向生命诗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追求中西贯通与互鉴,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历代作家的审美感悟经由诸多大师的梳理、概括和提升,已经形成了以审美范畴为核心的、博大精深的开放体系,《文心雕龙》即是集大成之作。而西方作家的审美感悟,在重理性、重逻辑的主导文论体系中处于被关注却不被重视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直觉感悟常常被用于佐证理性的、逻辑的主导文论,或者当作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诸多文论的阐释对象,较少能获得基于审美体悟的整体梳理和观照。

话语;中国;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重建;曹顺庆;对话;认为

首先,该书的研究带着对本土现实的关怀。诚如葛兆光所言,“中国的外国学,并没有触及自己现实的问题意识,也没有关系自己命运的讨论语境,总在本国学术界成不了焦点和主流”。很多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也借用了他们的问题,结果便成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远离本土性和现实性,缺乏创新性和影响力。高奋的研究对象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随笔、日记、书信等,要从这些零散模糊的审美感悟中提炼出伍尔夫对艺术本质、创作思维、作品形神、批评要旨和艺术境界的洞见。这一选题与基于审美感悟的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问题相合。该著以中国传统诗学范畴和欧美文学大师的诗性思想为参照,将伍尔夫飘忽不定的感悟聚合成有形的理论予以揭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诗学的博大精深。

浙江大学高奋教授的专著《走向生命诗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以中西诗学为参照,首次用中国传统的观照法整体分析和阐释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命诗学的渊源、内涵和价值,其研究颇具原创性,对拓展用中国传统诗学梳理和阐释西方作家的诗学和作品,推进中西贯通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特别关注。该专著的原创性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话语逐渐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对象。文论界学者在文本分析和理论阐述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话语”运用到当代文论研究的场域中,他们运用话语理论研究探讨文艺发展规律,形成一股潮流,引人关注。

其次,该著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中国传统诗学特有的整体观照法。这是我国自先秦以来就普遍采用的感知事物方法,强调运用直觉感悟,让主体的生命精神与万物的本真相契合,具有直觉感悟、整体观照、物我契合等生命体验的特征,不同于西方重逻辑推论的理性认知方法。高奋的专著首先将伍尔夫的审美感悟放置于英、古希腊、俄、法、美、中、日等众多国别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实证考察其审美渊源,透视其独创性;然后从本质、构思、形神、批评和境界五个方面系统阐释其生命诗学内涵;最后以作品《海浪》为例,印证其理论在作品中的实践。这是一种颇具原创性的整体观照,融中与西、史与思、表象与本质、形式与神韵、创作与批评、物象与心境、审美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等诸多相辅相成的因素为一体,可洞见其审美思想之全景。

其一、在诗学渊源研究上,该专著从全球化视野出发,全景探讨了伍尔夫与英国、古希腊、俄罗斯、法国、美国以及部分东方国家的文学家在生命体验和审美感悟上的渊源关系和共通性。全书视野开阔,深入解读伍尔夫对乔叟、莎士比亚、多恩、斯特恩、笛福、雪莱、柯勒律治、简·奥斯丁、哈代、康拉德、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埃斯库罗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蒙田、普鲁斯特、司汤达、爱默生、梭罗、梅尔维尔、惠特曼、蒲松龄、紫式部等百余位欧美、远东作家的审美感悟的继承和重构,同时透过伍尔夫的视野梳理、总结和概括了欧美主要国家国别文学的重要特征,其观点入木三分。

一、关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语”

再者,该著的研究视野和评判标准是中西贯通的。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曾指出,西学研究的两种主要方法是语言学模式和阐释学模式,前者聚焦并揭示内在语言构成,后者从社会、文化、政治等视角出发阐释意义;两者均将文艺视为理性认知之“物”,分别从内外两方面剖析它。而中学研究将文艺纳入天地、社会、心灵的整体中来考察,并力求贯通天道、政道、人道、文道等,从相互关系中感悟并揭示其本质意蕴。中西贯通便是基于西学的科学研究,辅以中学的整体观照,将“物”的研究和“心”的感悟融会起来,以贯通理性认知和审美感悟。老一辈学者钱钟书、朱光潜等早已确立了中西贯通的研究视野和评判标准,比如朱光潜对“诗的实质与形式”的探讨是从剖析克罗齐的理论出发,止于中国的意境说,透彻阐明两者的关系。高奋的研究实践并推进了这一中西贯通的视野和准则。她的研究始于伍氏思想的渊源追溯、意蕴分析及其西学价值揭示,止于相应的中国诗学范畴之观照,既揭示其深刻理性内涵又阐明其高远审美意蕴,所涉及的中国诗学范畴广泛,充分体现中西贯通之宽广与深厚。

其二、在诗学内涵研究上,该专著从艺术本质、创作构思、作品形式、文学批评、文学意境五个方面阐明了伍尔夫的生命诗学的内涵和本质。其研究对象是伍尔夫的随笔、日记、书信、作品等全部相关资料。所聚焦的问题是文艺理论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文艺的本质是什么?艺术与生活是什么关系?创作构思的过程是怎样的?文学形式的本质是什么?文艺批评如何定位?批评的模式是怎样的?什么是文艺之真?文艺最高境界是什么?其研究方法是中西贯通,在充分实践西方文学研究重理性分析、重逻辑推论的科学研究特性之外,再赋予中国诗学研究重生命体悟、重整体观照的审美特性,以贯通伍尔夫诗学的理性认知层面和审美感悟层面,揭示其深刻内涵和高远意境。为实践中西贯通方法,该专著用庄子、老子、刘勰、司空图、苏轼、王昌龄、严羽、方东树、黄宗羲、石涛、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近百位中国思想家的文论观照和提炼伍尔夫的审美感悟,揭示两者之间的共通性,表现出良好的融会贯通性,其观点独到。该专著阐明伍尔夫生命诗学的核心理念是:文学本质上是表现生命的艺术形式,因而其创作、思维、形式、批评和境界都是以生命真实为最高准则的,超越于理性认知和现实对应之上。

最早引发人们对文论话语失语问题关注的是季羡林先生关于东方文化复兴的论述,他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①斯论一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学者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支持,或反对。《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评论》等期刊相继组织专栏或刊发文章进行讨论。话语问题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界十年来的一大热门理论话题。现在,文论“失语”的呼声已在众声喧哗中沉寂下来,重新审视当时文论“失语”的论争,可归结为拥护派和反对派两派。

最后一点,该著的研究立场与目标是走向生命诗学。西方文论对文艺本质的界定的不断变更(比如艺术即模仿、艺术即快感、艺术即表现、艺术即技巧、艺术即文化生产、艺术即后殖民等)催生了模仿论、表现论、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众多文论流派,它们常常各执一端,与文艺本身渐行渐远,须不断更新定位来保持与文艺的关联。中国传统诗学长期坚守“诗言志”这一文学本质属性,坚信艺术本于心,乃生命情志的抒发,由此阐发的诗学范畴以感悟的不断深入为特征。西学研究与中学研究的区别在于,前者围绕“人的生命”这一核心,从世界、作者、读者、文本、社会、文化、政治、性别、族裔等多个视角去考察和阐释它,阐发了很多片面而深刻的理论,言繁而意简;后者锁定“人的生命”这一核心,用生命体验去直觉感悟艺术的内质和外延,言简而意深。高奋的研究聚焦文艺的生命本质,以博大精深的中国诗学范畴观照西方文学家伍尔夫的深切艺术感悟,试图全景揭示其生命诗学的渊源、内涵和价值,展现中西艺术和诗学的相通性,对我们重新认识中西文论和文学有很好的启示。

其三、在诗学实践研究上,该专著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细致解读伍尔夫的作品《海浪》和《雅各的房间》,重点揭示伍尔夫的生命诗学在其文学创作中的实践形式及其价值。专著用中国诗学范畴为参照,揭示了伍尔夫以“记忆叙述生命”的构思模式,以“情感思想构建生命”的构成特征,“随物赋形、神制形从和气韵生动”的形式特征,及“天人合一、乐天知命”的象外之境。其研究在西方语言、文化、政治、性别、伦理等视角和方法之外,另辟蹊径,重在揭示伍尔夫作品的审美形式和生命意蕴,体现中国学者的视野和立场。

赞成文论话语“失语”的拥护派

生命诗学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主要特征。诚如朱良志所言:“中国人以生命概括天地本性,天地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有生命,都具有生命形态,而且具有活力。生命是一种贯彻天地人伦的精神,一种创造本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就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体、为最高真实的精神。”
以博大精深的中国生命诗学去观照西方以生命为最高真实的作家诗学和文艺作品,既可以增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又可以照亮西方不曾开辟的那片领地,值得倡导。

拥护派认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在西方霸权话语的挤压下,已经失语。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曹顺庆。他先后发表了相关文章数十篇,阐述自己对文论话语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一套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②中国文论界没有自己的理论和声音的基本原因在于自身“患上严重的失语症”,已经成为当前文论界最严峻的问题,这是一种文化的失语症。③陈炎认为,中国文论在20世纪的发展中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失范”,一个是“失语”。④宋伟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实际上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⑤郭昭第认为,由于疏离社会政治的本体化和边缘化,导致了缺省原动力的软骨症。由于轻视文学事实的学院化和玄学化,导致了丧失话语能力的失语症。由于理论基点的苏俄化和欧美化,导致了原创性理论贫乏的贫血症,这些都致使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丧失了独立地位和深刻影响。⑥

质疑文论话语“失语”的反对派

他们对拥护派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文论并没有失语。借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的文学文本,并不意味着中国自身文论的失语,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论话语,给中国文学批评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蒋寅认为,“失语”这个命题是个虚假命题,中国文论根本不存在失语的问题。⑦郭英德认为:“失语”这个命题是个伪命题,“失语”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⑧蒋述卓指出:“不要片面地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失语’,一点儿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批评方法。”⑨沈立岩认为,所谓“失语”并不是对当前文论状况的一个准确的概括。⑩谭好哲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立场出发,认为“以‘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来概括本世纪中国文论的总体状况,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失真之处和极端的片面性。

二、关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

由于学界在文论话语失语问题的论争最终没能达成共识,所以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建设路径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也各有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种观点。

1.西学话语观。持此观点者主要是一批西学新潮论者,尤以“海归派”学者为主。他们大都有着留学背景,有着较好的英语水平,既熟悉中国当代文论的现状,又接受过西方的良好教育,对西方的文艺思潮比较熟悉。他们积极倡导西方现代文论思潮,主张学习借鉴西方文论话语,建设中国当代文论。实际上,10年来西方文论思潮走马灯般进入我国,形成了“接受美学热”、“结构主义热”、“解构主义热”、“后现代主义热”、“现象学文论热”、“后现代主义热”、“后殖民主义热”、“女权主义热”、“文化研究热”、“文化生态学热”等等,是西学话语论者所做的切实努力。然而,由于西方文论的政治、文化背景与中国有很大差异,这些思潮被中国本土文论界同步同时段非消化性的接收,最终导致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范畴的断裂与错位,于是,话语霸权引起学界的普遍忧虑。

2.本位话语观。与盲目崇拜西学话语观相反,一些学者积极倡导民族特色和文论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学界很快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本位主义立场。具体可分为“现代转换派”和“师古派”两种观点。

现代转换派。他们认为固守中国古代典籍无法应对现代挑战,抱残守缺对建设当代文论话语更具危害。因此,必须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1996年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思路引发了不少学者的讨论,他们开始主张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钱中文认为,现代转换实际上就是用“当代性”来审视古代文论,对古文论遗产的转换和阐释必须“以当代意识为基础的现代性,和与之相通的不断生成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性为准则”,并且要“结束那种绝对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在学术思想上,避免那种绝对对立的、独断式的思维”。陈伯海则认为,不仅古文论需要现代转换,整个古代的学术传统、文化传统都需要转换。张少康认为,确实有必要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因为当代文论仍然走的是以“西学为体”的道路,与古代文论不搭界。刘保忠、古风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要继续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转’,带着现代文论的问题,到古代文论的宝库中去寻找参照或答案;二是要‘换’,即用现代文论的观念和思想,对古代文论进行新的发现、开掘和阐释”。曹顺庆认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借助于古文论的“现代转换”。

“师古派”。师古派认为中国文论没有失语,它有自己的根脉,也有自己的话语。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民族本位,回归母体,接续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以古文论的人文精神、思想气质和话语方式,建构中国文论话语,形成新的理论形态。蒋寅说:把古文论研究做成“历史”是惟一的途径:通过其文献的、个别的、特殊的和本土的呈示,“历史”既可以拯救当代文论缺失了的立场,恢复对一切文学的经验,还可以展示中国传统和古典的精华,保护地方性和本土性,抵制西方的模式延伸到中国。⒇郭英德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完全是个“伪命题”。胡明则说:“现代转换”已经“收工,‘转换’、‘贯通’的历史要求并未落实,最多只能拿出一些用来炫耀与装饰的皮毛功绩、一堆思考与探索的半成品。”陈良运认为,要建设中国新文论,对古代文学理论传统进行认真继承和融合,已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界多数同仁们的共识。罗宗强认为,仅从一些方法着眼范畴转换,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着不同的体系,不同的理论,试图找到一个古文论的体系,并将其转换成现代文论体系,是很难的。徐亮认为,必须反对借“中国式”的口实,避开对经典的刻苦研读,走捷径。杨俊蕾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思维方式、言说方式、操作方式等方面可能对当代文论话语重建更具有某种实质性意义。杨星映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更切合文学的具体可感的属性,更切近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深入发掘梳理,准确阐释转译,大力普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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